D — 被埋葬者们

Alexandre Grothendieck

D — 被埋葬者们

概要

X. 灵车

棺材 1 — 或感恩的D-模

Note 93

棺材 2 — 或截断的切片

Note 94

棺材 3 — 或有点过于相对的雅可比簇

Note 95

Note 951

棺材 4 — 或没有鲜花与花圈的拓扑斯

Note 96

掘墓人 — 或整个修会

Note 97

X X. 灵车

棺材 1 — 或感恩的 D\mathcal{D}-模

Note 93 [◊ 395]注 93[◊ 395](5月21日)我的思绪停留在我的「纯正」学生们——那些「从前的」——身上,已有两周之久。每天,这思绪都像是一份「最终补充」,为的是良心上过得去,补充给一段似乎已经(实际上)完成的思考。不止一次,是一条不起眼的脚注,不慎接上了前一天或前两天的思绪,越拉越长,直到成为一篇独立的「注」的篇幅。每一次,这条注都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名字,使之与所有其他注区分开来,并插入到它的送葬队列中,恰好在正确的位置上,仿佛它一直都在那里!每隔两天,我都不得不重做(每次都带着愉悦)至少目录的末尾部分,它本已看似完成,却因此又增添了两位或三位新的行列参加者,有时甚至是整整一支新的队列……

这支行列最终变得规模惊人,绝不会有人愿意读所有这些!但它之所以这样不断加长,说实话,并非为了某个假设中的读者的可疑利益,而首先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就像我做数学时一样。这些「最终补充」,我每次都像是身不由己地投身其中,却从未后悔过开始做它们。经过这一连串的最终补充,我学到了许多若不通过这种「就事论事」的反思便无从得知的东西。这些东西逐一汇聚成一幅色彩鲜明、规模宏大、多扇画板的图景。即便现在,我也看到它尚未完全完成——还有两处似乎需要最后的润色。在谈完我的「纯正」学生们之后,我觉得现在也该稍微谈谈被埋葬者们了——那些「与我一同享有这场被沉默与被蔑视所埋葬的荣耀」的人。无论是和我,或是和那些兴致勃勃地埋葬别人的人一样,这些被埋葬者既不是圣人,也不以殉道者为己任。我相信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不曾因我给他们招来的(完全非我本意的)麻烦而怨恨过我[◊ 396]——仅仅因为他们曾不谨慎地押注于我,押注于某种数学路径和某种风格……——或者至少,在认清赌注确实已经输掉之后¹,曾试图与我划清界限。我还注意到,这是徒劳的——一旦被盯上,就完了,而划清界限只会助长蔑视,为其提供默许的辩护,而不是化解它。不止一次,也以许多方式,我看到埋葬者与被埋葬者的角色彼此相邻、相互混淆²。大概正是这些暧昧(ambiguïté)的方面,导致我长期以来一直不愿以比顺带提及更详细的方式来谈论「被埋葬者」。很可能除了Zoghman之外,我所认识的其他三人中没有谁会感激我在此为他们做「宣传」,好像我给他们惹的麻烦还不够多似的。正如在《收获与播种》中多次出现的情况那样,我最终克服了这种犹豫。我对自己说,即便是对于那些因我而遭受痛苦的人(他们在某个时刻做出了一个选择,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他们认为这个选择对自己有利,而他们与我一样没有预见到这个选择所附带的弊端)——即便是对他们,我的角色也不是帮助他们逃避一种完全真实的处境,无论他们愿意与否,他们都身陷其中,而这种处境即便带来了严重的不便,也肯定有其意义。

[◊ 396]12

[◊ 397]在转入我那四位令人遗憾的同逝者与同葬者的四口棺材的黑色系列之前,我或许应该用一条不那么阴郁的注来让读者轻松一下。首先,在与我校数学研究所的「地方」层面的关系中,我绝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我对某位职位候选人的好评,或者某位候选人是我的学生(1970年之后,不言而喻),或者其工作受到我的影响,就一定对他不利。这种系统性的抵制态度只表征了数学「上流社会」与我自己——以及延伸开来,与那些[◊ 397]被视为「1970年后」与我有关联的人——之间的关系。据我所知,在我离开后的十四年间,这种抵制几乎没有破绽,不过有两个小小的例外。其一是关于一位学生,他在有了promising的开端之后,本应与我一起准备一篇关于一个极为诱人的课题的国家博士论文,而他在USTL的助理教授职位申请被我所在大学的专家委员会否决了。他在国家层面上被「救回」,得益于Demazure的帮助——我曾写信给Demazure谈及这位学生的工作³。另一方面,《拓扑学》期刊曾两次接受我的学生的文章:一篇是Jean Malgoire和Christine Voisin的「Factorisations de Stein et découpes」,另一篇是Yves Ladegaillerie即将发表的文章,包含了他1976年论文的核心结果(参见注94)。3o 94).

我已经特别有机会谈到过 ZoghmanMebkhout,我在这里只会”为备忘”再提到他4.Mebkhout 从1974年开始,我相信,从我的作品中汲取灵感,并顶住一切风浪一直持续至今。我未曾得知有哪个”正式”学生创作出具有可比性的作品——而Mebkhout 的作品却必然带有它必须在逆境中进行的印记。正如我在引言(6)中所说,四年来Mebkhout 的思想和成果被所有人使用,而他的名字却被精心抹去5。对我来说是一个谜,我的朋友如何能够继续做数学,同时忍受着蔑视,随后是不义,如同一种无可逃避的宿命——一种通过那些人降临到他身上的宿命,他必定(且仍然)感到那些人令人眩晕地[◊ 398]在他之上6,那些人他一定是第一次听说就把他们当作某种”竞技场之神”,而那时他(如同往日的我)还是一名资源拮据的卑微移民学生。1979年答辩时,他在奥尔良担任助教。他那时竭尽全力想进入CNRS,三次提出申请——第三次(1982年10月)他们终于愿意给他一个研究员职位(相当于大学的助教或讲师)。这给了他,即使不是法定保障,至少某种相对的安全。

在我所知的四位”合葬”数学家中,Mebkhout 是唯一一位不顾一切继续从事自己工作的人,信赖自己的数学直觉,不为无情的潮流可能在他心中激起的谨慎和权宜考量所动摇。在他身上,他并非好斗的天性,有一种信念对其自身判断的素朴,这同时也是一种慷慨,并且(远比大脑的”手段”更为重要)是做出创新而深刻作品的首要条件。

我对他工作的了解肯定是不完整的。根据我所知的他作品的主要部分,在我看来,凭借他拥有的卓越才能,置身于一种热烈而有效的友善氛围中,他本可以在三四年而非十年内完成它,并在喜悦而非苦涩中将其引向更成熟的境地。但三年或十年,以及”成熟”与否,引人注目的是,创新之作出现了,并且它能够在这样的条件下出现。

棺材 2 — 或分段切割

注释 94YvesLadegaillerie 于 1974 年开始与我合作。那是「碰碰运气」,在他的一段空闲时间——我当时向他提出了一些关于拓扑 1-复形在曲面中嵌入(plongements)的朴素思考,而那时我对曲面一无所知(除了亏格(genre)的概念),他知道得比我还少。这有点格罗滕迪克式味道(反正我这里总是这样开始的……),而且引起了兴趣[◊ 399]在他那里或多或少,直到有一天终于「灵光一闪」(tilt),我不太记得是何时以及为何了。也许是在一个明显很值得探讨的问题浮现出来的时候,一个关于紧致带边可定向曲面中紧致 1-复形的同位伦类(classes d’isotopie)确定问题的关键猜想。真——假?那是悬念,持续了整整六个月、一年,在此期间Yves 开始熟悉(并随即让我也熟悉了)曲面理论的关键定理,同时推进他工作中的「基础」部分。已知结果使猜想显得颇为合理,但显然还差得很远——而这一猜想却蕴含了Baer 和Epstein,以及其他一些具有异常甚至可疑之处的事情。他最终在 1975 年夏天证明了这个关键猜想。它本质上等价于用基本群(groupes fondamentaux)对(比方说)可三角剖分(triangulable)的紧致空间嵌入到紧致带边可定向曲面中的全体同位伦类给出一个完全的代数描述7

Yves 真正「上了钩」,他在一年、一年半内完成了博士论文,结果、写作,全部,而且还做得一丝不苟。这是一篇出色的论文,虽不如大多数与我合作完成的论文那样厚重,但在这十一篇论文中,其分量不逊于任何一篇。答辩于 1976 年 5 月举行。

这篇论文至今仍未发表。尽管它并不厚重,但据说它还是太厚了以致无法发表,此外人们还给了我许多其他绝佳的理由。我在《进步不可阻挡!》(On n’arrête pas le progrès !)一注中提到了其中几点(no50)。我为「安置」这篇不幸的论文——我幸能启发的最优秀论文之一——所做的努力,足以写成一本小书,想必会很有教益,但我放弃不写了。在往日的亲密友人中,那些有如此充分的理由忘记了解这些结果并闭着眼睛埋葬这一切的人,按出场顺序有:Norbert A. Campo,Barry Mazur,Valentin Poenaru,Pierre Deligne —[◊ 400]还不算 B.Eckmann 以及通过 Springer 出版社从中插手的8。核心结果最终将在九或十年后以精简到极致的形式发表于一篇短文,刊登在*《拓扑学》(Topology)(嘘——在这份可敬期刊的编委会里我有内应……)。工作的其余部分,一方面证明了一些大家一直都在使用却从未被证明过的东西(而且显然大家没有它们也过得很好!),另一方面发展出典型的格罗滕迪克式理论,完全违背惯例和良好习俗。我很清楚,如果我的朋友Deligne 不负责在未来十年内大声「发现」它们,那么其他人将无法不在未来三十年或五十年内重新做出它们,因为我健康的直觉告诉我这些是基础性的东西。它们一直是我阿纳贝利亚式思考中的宝贵线索,如果上帝假我以年,我将有充分的机会在《数学反思》(Réflexions mathématiques)*阐述阿纳贝利亚代数几何的瑜伽(yoga)的部分中引用它们。

这次冒险对我来说是一次启示,是同类中的第一次——启示了某种东西,我直到在《埋葬》(L’Enterrement)一文中才最终充分认识到它。此后我往往将其忘记,因我的心思被别处所占据。YvesLadegaillerie,我教过的最出色的学生之一,他从那时起就明白,要在当今数学界被接受,仅仅全身心投入并做出符合所有卓越要求的工作是不够的。他多才多艺,七年来投身于更脚踏实地、更少麻烦回报的工作。幸运的是,在与我不幸相遇之前,他就已是[◊ 401]一名助理教授(maître-assistant)的职位,这为他提供了保障,使他的不幸遭遇未危及安全。去年,一星数学的火花似乎重新苏醒,主题与我近年感兴趣的非常接近——双曲几何(géométrie hyperbolique),以Thurston 的方式及其与Teichmüller 群(groupe de Teichmüller)的关系。甚至有可能我们还会一起走一小段路,或者他独自漫步,只为乐趣,不期待任何回报,除了数学本身可以给予的。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他期待别的回报,他最好换个对话者或旅伴(甚至,换个过去……)。

棺材 3 ——或有点过于相对的雅可比簇(jacobienne)

注 95我与 CarlosContou-Carrère 的初次相遇是在 1973 年我抵达蒙彼利埃后不久,在数学研究所的走廊里。他会把我堵在某个昏暗的角落,向我倾泻一连串的数学解释,甚至不等我有时间礼貌地道歉并脱身。他以惊人的语速杂乱无章地向我倾倒的东西,我完全听不懂,而他似乎毫不在意,即使我怯生生地暗示这一点,他也丝毫不以为忤。他迫切地需要对话者,而我也不是他唯一的「不情愿的对话者」。那又是一个我对数学完全提不起兴趣的时期。有一两年的时间,只要我看到他那(极易辨认的)身影出现在走廊尽头,我就躲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Lyndon 曾在蒙彼利埃担任客座教授一年,他让我意识到Contou-Carrère 拥有非同寻常的才华,却因不知如何运用而面临崩溃。在此之前,至于 Contou-Carrère向我倾倒的东西是否站得住脚、他究竟有没有才华,这类问题从未掠过我的脑海,这一切离我实在太远了。也许Lyndon 的提示恰逢我开始对数学问题重新产生一些兴趣的时候。不管怎样,那时我下定决心,我向Contou-Carrère 是否愿意向我解释他做过的某件事,让我能够理解。我猜想我是第一个向他提出这种要求的人,至少在他已在法国多年的情况下是如此。让他阐明一件事并不容易,但也绝非不可能,而且值得这样做。我很快意识到Lyndon[◊ 402]没有看错——Contou-Carrère 满脑子都是想法,只待梳理出来并加以精心发展,而且他几乎对所能遇到的任何数学局面都有着直接而非常可靠的直觉。凭这种直觉的速度和准确性,即使是在他完全不熟悉的事物上,他也超越并令我印象深刻——我所知的另一个达到可比程度的学生是Deligne9。相反,他对写作几乎有着完全的障碍!难以置信的是,他做数学不写下来——天知道他是如何做到哪怕一丁点的,更不用说与别人交流了,这方面的「翻船」是彻底的(见上文)。

如果我有什么紧迫而有用的东西要教给 Contou-Carrère,那就是写作的艺术,或者更粗浅地说,只是让他明白,数学是要通过写作来做的。我试了两年,也许三年,直到 1976 或 1977 年10,我不能完全确定是否真的完全成功了。他的第一个完全白纸黑字写就的大型工作是关于Schubert 环(cycles de Schubert)的论文,直到去年十二月(1983 年)才答辩11。从 1978 年至今,我们的关系其实一直都极为偶然而已——我的角色实际仅限于在他因种种原因陷入困境时尽力支持——[◊ 403]他的职业生涯中屡屡受困,一直依附于极其不稳定的代理助理职位。

有两三年的时间,我一直试图为Contou-Carrère 提供一门精准而灵活的数学语言基础以及一些系统学原则。有了这些装备,加上他的才华和丰富的想法,他简直不知从何下手为好。他没有从他自己的想法起步,而是选择了相对局部和整体雅可比簇理论,我曾向他提过这个作为可能的博士课题。一旦我让他独立工作,他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做出了一项非常漂亮的工作,其中一部分发表在 CRAS 的一篇注记中(951)。把这个矿脉(filon)完全开采出来本应是几年激动人心的工作,而且他对此有很强的动力,同时也能学到概型(schéma)技术的所有精妙之处。那时我还没有任何怀疑——在我看来显而易见的是Cartier、Deligne、Raynaud 三人都会对已完成的工作给予热情的欢迎,这项工作深刻、困难,而且在多个方面出人意料。Cartier 确实很高兴看到他的一些旧想法重新获得了现实意义。相反,冷漠的则是Raynaud,同样还有Deligne——他把完整的手稿放在抽屉里搁了六个月,不屑于给出任何回音12

这是二比一——足以让人看清风向。那些有点过于相对的雅可比簇被抛弃了,sine die计入损益。链锯干得不错……

[◊ 404]Hironaka, 13.

但这并没有让 Contou-Carrère 免于种种不幸遭遇,若要将这些遭遇详尽道来,足可写成另一本小书,而我心甘情愿放弃去写。我相信大约就在此刻,自从我(1970年)离开那个机构以来——我曾是唯一一人,在四年间(1958-1962)代表它并使其「在实地」获得可信度,[◊ 404] 在它尚无自己栖身之所的那段年月里——这是我唯一一次主动承担起推荐某人接受邀请(具体是一年的邀请),当时 Contou-Carrère 正面临失去职位、流落街头的危险。我知道我所推荐的那个人,正如当年 Hironaka、Artin 或 Deligne 在我于 IHES 热情接待他们时一样默默无闻,也会像他们一样为接待他的机构增光。当然,我没有忘记这样说。对 Contou-Carrère 来说幸运的是,他的代理助理职位(当然配不上被如此精英机构邀请的荣誉)最终还是续任了13。我对这段插曲并不十分惊讶,因为当时已了解 Deligne 的禀赋(dispositions),何况 Nico Kuiper 曾提醒过我,在这个具体事例中一切都取决于他。(我甚至从未想到要向他暗示,此事或许也该涉及科学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恰恰因为这是具体个案……)相比之下,在 Contou-Carrère 的所有不幸遭遇中(我的「被保护人」,正如 Verdier 在一封信中自然而然地称呼他那样……),最触动我的插曲发生在1981年10月,关于他申请佩皮尼昂一个教授职位的事。佩皮尼昂的同事们(他在那里担任代理助理职位)无疑很欣赏身边有这样一位能自如应对并可在几乎所有数学分支上被请教的人。在一个教授职位空缺时,他们将他列为该职位的唯一候选人——这极为罕见,清楚地表明他们希望看到的是他,而非任何其他人担任此职。C.-C. 除了在阿根廷与 Santalo 完成的博士论文外,发表的作品相对较少,主要是向 CRAS 提交的注(notes),宣布了一些结果(其中某些是深刻的),但没有证明(démonstration)。还没有人暗示过他,在当今时代、在尚未站稳脚跟之前,最好有带有完整证明的论文作为「物证」——这件事我在自己这边已对他反复念叨得够多了,只是从一种不那么功利的角度出发14。尽管如此,申请[◊ 405]14[◊ 405]

15[◊ 406]161718Contou-Carrère 被大学咨询委员会裁定为不可受理,材料被退回。当时让我震惊的是,无论是 CCU(做出决定的全国性机构)主席以委员会名义,还是任何以个人身份的成员,都没有起码的尊重(respect)——写信给主要当事人 Contou-Carrère 本人,或至少写给佩皮尼昂数学研究所所长,就这次投票的意义给出几句解释;而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这次投票只能被理解为对佩皮尼昂同事们选择的严厉否定,以及对他们唯一候选人有能力体面胜任所提名职位的否定。委员会中有三位我过去的学生,其中两位个人认识 Contou-Carrère。他们当然知道他和我一样曾是我的学生,更何况档案中还有我写的一份对该候选人工作尤为称赞的报告。他们中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其他委员会成员,想到这个不经其他任何形式(forme)的程序的斩首式投票所代表的侮辱,以及对一位与他们任何人同样可敬的数学家的彻底破坏。正是这件事,第一次在我作为数学家的生涯中让我感受到了那个我在思考过程中多次谈及的「气息」。四年前,在外籍人士事件15中,我已感受到过它。但这次不同,它发生在曾属于我的那个世界内部,吹向他们中的一员——吹向一个毫无保留地认同于这个世界的人。我因此感到如同生病了一般,持续数周;也许数月。为了从一种当时攫住我的焦虑中解脱出来——[◊ 406] 而我并不在意去了解它16——我四处奔走,到处写信,还写了一篇约三十页的文本《大脑与蔑视》(Le Cerveau et le Mépris),带着黑色幽默的笔调,最终放弃了发表17。事后回顾,我意识到当时正是思考所发生之事的意义的最佳时机,否则便再无机会。最有趣的是,当时「阻止」我甚至意识到需要深入沉思(méditation)的,正是一场我当时正投入其中的漫长沉思18——而且我有机会谈到过它——而且是一场,更有甚者,关于我与数学之关系的沉思(如果不是关于我作为数学家的过去的话)!它被一个生活以力量(force)呼唤我的插曲所打乱——而我通过四处奔走逃避了这一呼唤,然后又重新陷入「沉思」之中。事后回顾,我意识到那时的这场「沉思」并不完全配得上这个名称,它缺少了真正沉思的一个本质维度:对我自身此刻的关注(attention)。我当时「沉思」着某些或多或少遥远事件的意义,同时忽视着一种被压抑的焦虑(确实,由于对这种控制的长期习惯,它被完美地控制着),这标志着我不愿去了解那个被拒绝的「气息」带给我的讯息。

但我正在偏离我的话题。暗中破坏当然产生了它必然会产生的影响。佩皮尼昂的同事们被警告了一次,这就够了。显然,他们那里甚至不再有代理助理的职位,至少对于Contou-Carrère 而言没有。他找到了一个替代的职位in extremis在蒙彼利埃,为期本学年,该职位的正式持有者明年将回来。

尽管如此,我对他的未来并不太担心,因为Contou-Carrère 早已明智地先发制人应对命运的打击,转向了计算机领域。凭借他所拥有的卓越才能[◊ 407]他必定早已居高临下地驾驭了这个学科,同时在空闲时间里做着他所热爱的数学。他是一个有两个孩子的父亲,而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加上如影随形的过往经历,做数学无疑充满风险,甚至可以说是残酷的。他最好去追求一份辉煌的计算机科学事业,在那里不会有人因为他曾当过我的学生而对他有任何苛责。

注释 951(6月7日)大约在1977年底,我向Contou-Carrère 提交了一份详细的工作计划,旨在建立相对局部和整体雅可比(jacobienne)理论,其中包括在局部情况下,建议”重新拧紧”雅可比和Cartier 的 ind-群(ind-groupe),以寻找一个具有更优泛性质的”完备”雅可比,且该雅可比应是”自对偶(autoduale)“的。我对如何证明毫无头绪,并且在1978年2月之后便不再过问他的工作,因为我意识到我的存在抑制而非激发了他的能力。不过,他还是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启动”了,他的第一篇笔记《相对曲线的广义雅可比,构造与泛函分解性质》(涉及整体情况)于1979年7月16日发表(CRAS 第289卷,A辑 — 203)。

次月,他找到了关于局部雅可比的决定性结果,但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没有发表任何相关内容,在这期间他发表了”一半”(普通相对局部雅可比的泛性质,未用Cartier 群重新拧紧),发表在1981年3月2日的一篇 CRAS 笔记中,标题为(初看之下不太令人信服)《相对几何局部类域》(CRAS 第292卷,I辑 — 481)。至于完备局部雅可比理论,在我看来要有趣得多,有一篇 CRAS 笔记的草案,但从未发表,标题是:《局部雅可比、万有 Witt 双向量(bivecteurs)群与驯服符号(tame symbol)》。当然,我从1979年起就已得知他的结果,也就是说他完全实现了我向他提议的临时方案,为此需要克服相当大的技术困难,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和强大的技术能力。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只看到了第一篇笔记,并且对他没有继续发表后续结果感到惊讶,*i.e.*局部部分,而他从未明确解释过原因——但他显然对第一篇笔记所受到的接待感到失望。在1980年雷恩的求职失败之后,加之看到他档案中所附的我的推荐信[◊ 408]提到了关于整体和局部相对雅可比的卓越成果,他一定还是认为谨慎的做法是(为了准备次年佩皮尼昂的求职)至少再发表一篇关于局部雅可比的笔记,即便不是全盘托出。又过了两个月,即在1981年5月,他将第三篇笔记的草案寄给了Deligne 和Raynaud(无疑Cartier 想必早已知道),我想是为了先试探一下情况。(我不认为他请Cartan 推荐这篇第三篇笔记会有任何困难,自从1979年8月他手中握有这些结果以来的任何时候。)无论是Raynaud 还是Deligne 都没有给他任何回音——但在1982年3月,Deligne 寄给他一篇题为《A remark on tame symbols》的文章手稿,该文献给Deligne,由Kazuya Kato 撰写,该文论述了Contou-Carrère 在基域情况下的理论,并猜想其在任意基环上的有效性。Contou-Carrère 当时跟我谈起了此事,说他确信Deligne 将他的结果(没有提及他的名字,也没有给出任何证明思路)透露给了 K.Kato。当时我觉得这件事如此难以置信,以至于我没有把 Contou-Carrère 的话当真——而现在我意识到,这完全符合我那位才华横溢的朋友Deligne 一贯的”得手了!“风格。Contou-Carrère 看起来真的很愤慨,竟然有人”胆敢猜测”他似乎视为某种私有财产的东西。然而他自己从我这里得到了他的猜想,却也并不认为有必要在三篇笔记中的任何一篇中提及我19!他对我的这种做法想必在他看来是理所当然的,而仅仅只是怀疑Deligne 对他做出同样的事就让他感到愤慨,但他却不敢向当事人透露一个字。(我曾极力建议他和对方说清楚,而他谨小慎微地没有这样做……)

在某种程度上,他一定一直在强迫自己这些年,我想,是为了不发表非常漂亮的成果,而他在做这些成果时一定投入了全部心力。他之所以这样强迫自己,是出于对局势的顾虑,这局势显然不利于这类格罗滕迪克式的东西(grothendieckeries)。这几天他十分惊讶地收到一封来自同一位Deligne的信,惊讶地(装作若无其事地!)问他为什么没有发表关于「全」雅可比簇(jacobiennes)的短论,并向他索取他拥有的关于该主题乃至其他主题的所有资料。Zoghman Mebkhout几天前就告诉过我[◊ 409]说Deligne正在使用这些东西,他甚至提到了Contou-Carrère的名字。看来时机确实已经成熟,Contou-Carrère终于承认一个属于他的孩子,这个孩子他谨慎地埋藏了将近五年。甚至,谁知道呢,也许两个「学生—敌人」和解的时刻已经到来;在我最杰出的两个学生中,一个是获奖的院士,另一个是代理助理,然而(无论他们和解与否)他们早就是两个兄弟

棺材 4 —— 或无花无环的拓扑斯(topos)

注释 96(5月22日)我说我从未见过 Olivier,这几乎不算夸张。Leroy。可以肯定的是,从他听说我的那一刻起,他就决定对我避之唯恐不及。原因嘛,我承认,我不得而知。也许是直觉告诉他我只会给他带来麻烦,也许也是Contou-Carrère(他长期以来与Leroy 关系很好)给他吹过风——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了。不过我还是有幸与Leroy 进行了两次内容充实的谈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第一次大概是在 1976、1977 年,我们去他家看他,Contou-Carrère 和我,不请自来,算是聊聊数学——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别有用心。也许确实说好了Olivier 想攻读一个第三阶段博士(doctorat de 3ecycle),我当然不乏选题。因为在 Contou-Carrère 家见过他一两次,而且根据 Contou-Carrère 本人透露给我的印象,我有一种感觉Olivier 应该领悟力很快,而且不仅限于数学。那次三人之夜令人难忘。我大概很快就向Olivier 提及了一个关于拓扑斯的基本群(groupe fondamental)理论的纲领和 vanKampen 型定理在拓扑斯框架中的内容,他看起来很感兴趣。他应该通过 Contou-Carrère 的代数几何(géométrie algébrique)讨论班对拓扑斯有一点点了解,Contou-Carrère,他似乎很感兴趣能有机会在一个具体理论的例子上「练练手」熟悉拓扑斯的语言。整整两三个小时,我向他倾泻了一个关于我所设想要发展的理论的详尽纲要,这理论随着我的讲述而不断丰满,同时在我心中涌现出大量代数几何和拓扑学中的具体情境——这些情境需要用[◊ 410]拓扑斯框架来表达,而每次我都得先向一个第一次听说的人「讲解」。晚上不止一次,Contou-Carrère(他虽然几乎读遍了一切,而且胃口极好)眼神也变得迷惘和跟不上,连他来说一次接收的信息也太多——有好几次我都觉得谨慎起见该问一下Olivier 是不是最好今天就到这里,改天再继续。我本可以不必费这个心——显然Olivier 精神饱满、神清气爽,目光敏锐,泰然自若,我甚至都笑了,他居然不崩溃简直不可思议,但一点儿也不!他大概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应该只有一点点概型(schémas)的底子,一点拓扑学(topologie)和拓扑斯(topos),不过我想他确实摆弄过不少无限离散群……说到底,这简直微不足道,可他却能填补所有空白,毫不费力地「领会」我这个以对这个主题十五年的熟悉为基础、在两三个小时内飞快讲述的老手所说的一切。我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人,最多只在Deligne 那里,也许还有Cartier,他年轻时在这方面也相当出色。

不管怎样,显然这事就这么定了,Olivier 将撰写他的第三阶段博士论文(thèse de 3ecycle),题目就是上述主题。他大概还是没想到到最后等着他的是什么。总之,在他埋头苦干的两年里甚至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他的正式老板是Contou-Carrère,没错,但我也很乐意有机会和这样一个有灵气的小伙子聊聊。事实上,我甚至没有收到答辩通知,也似乎从未收到过这篇论文的副本——但我记得曾从某个拿到论文的人手里捧起过一本20。我说不清答辩是[◊ 411]在那篇投给 CRAS 的短文被「搞掉」之前还是之后,Olivier 在其中总结了他的工作。我在「那篇短文——或曰新伦理(1)」一节(第 33 节)中相当详细地谈到了这次「搞掉」,但没有点名。两位负责这次「搞掉」的数学家是 PierreCartier(正是那位,当我说起他那令人惊叹的直觉速度时,我想起了他那位年轻非同事,而Cartier 如此「好心」且满怀遗憾地搞掉了它),另一位是 PierreDeligne,他说了那句名言:这些数学「让他提不起兴趣」。(可它们在他年轻时明明让他很「感兴趣」……)我还应该加上Contou-Carrère 本人,他连手指都没抬一下来保护他的学生——这会使他冒得罪权势人物的风险。他大概向 Olivier 建议Leroy 最好忘掉他那篇不幸的论文这段插曲。无论如何,显而易见的是Leroy 确实彻底了结了这段插曲——即使有机会发表,不只是一篇 CRAS 的短文,甚至是他全部的工作,我也十分怀疑他会利用这个机会21。这一次,电锯又很好地完成了它的工作22

[◊ 412]

尽管遭遇此番波折,1981年初的几个月里,我仍有幸定期见到Leroy。那是我当时主持的一个关于泰希米勒塔(tour de Teichmüller)的代数算术理论的微型研讨会(该理论在《计划纲要》(Esquisse d’un programme)中略有提及)。仅有的真正意义上的听众是Contou-Carrère 和Leroy。即使在巴黎最精英的听众面前(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整个报告厅里能跟得上的人也不会超过三四个。说实话,我之所以在Contou-Carrère 正全神贯注于完善他关于舒伯特环(cycles deSchubert)的理论的时候举办这个研讨班,是为了Leroy,想着或许他会对一个如此精彩的题目感兴趣。显然他”感受”到了我在做什么,但他事先已决定(我想)他不会”投入”。奇怪的是他居然还费心来听——一定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就像我被吸引一样,他自己也不太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当我明白他不会投入时,我就此作罢。我没兴趣在两个观众面前继续独白,无论他们多么杰出。而且我与 Leroy 的第二场也是最后一场谈话就是在那时发生的。我甚至觉得自那以后我就再没见过他。

Leroy 和我之间没有过真正的数学讨论,除了七年前那一次——这解释了我为什么对他的研究工作几乎一无所知,除了他那桩不幸的拓扑斯(topos)方面的工作。他的遭遇想必不会增加他对像我这样的人,甚至Contou-Carrère 或上流社会的其他人[◊ 413]数学界的。我听说他在文学院举办了一个研讨班,那里有一群友善且相处融洽的数学爱好者。他在那里讲述组合拓扑学(topologie combinatoire)的思想——近十年来这正是我完全拿手的领域。生性谨慎的我(没错,没错!)没有追问他在讲什么,也不知道他是否有意发表。就处境而言,他过着极不合法的生活(尽管既非外籍也非身份不合法),四处担任辅导课(TD, travaux dirigés),由不知什么秘密基金支付(嘘……),就在国库支付官和审计法院的眼皮底下。我觉得他尤其没有决定到底要不要最终从事数学事业,长此以往这一定是个令人不适的处境,不管审计法院与否。如果我对一场埋葬(Enterrement)的启发性描绘——他在其中扮演第四副棺材的角色——能帮助他消除困惑,这一次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我会很高兴。

掘墓人——抑或整个教团

注释 97(5月24日) 我是克服了内心的某种抗拒,才最终决定指名道姓地提及一些我昔日在数学界的密友与同事——我曾目睹他们充当”掘墓人”(或”电锯手”),从一开始就扼杀了某些地位卑微或处境不稳定的数学家试图重拾我的某些想法并按其自身逻辑加以发展,或仅仅是(如Yves Ladegaillerie 的情况那般)遵循带有我影响印记的进路与风格。正如我一再说过的那样,这种不愿牵涉他人、甚或只是提及他名讳的抗拒23未经其[◊ 414]曾征询*《收获与播种》。在每一例中,我最终都审视了这种抗拒并明白它并无根据,其根源并非出于体贴,而是一种混淆,甚至可以说是怯懦。在所有(据我所知)我曾指名道姓提及他人行为或态度的事例中,那些行为或态度绝无”机密”性质。它们涉及当事人的职业生活,以及由此在其他人(包括我自己)的职业生活(乃至整个生活)中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影响。我所牵涉的每个人,都与其行为和态度及其全部影响后果(无论他们是否乐意正视这些后果)负有同等责任,正如我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一样。他们完全没有理由因为自身行为的某些后果以某种形式——例如通过我本人之口进行的公开”质疑”——回到自身而愤慨。如果我的语言有时形象而直白,我的意图绝非论战,亦非冒犯或侮辱任何人,而是描述事实以及我对这些事实的感受,以此激励每个人(首先是每一位我所牵涉的人)从自身角度审视它们,而非以某种方式将其排遣(如我在反思之前常常做的那样)《收获与播种》*)。若被如此质问的人选择愤慨,那是他本人的选择。这个选择可能让我感到难过——当它来自我所尊重乃至爱戴的人时——但它不会成为我的负担。我所提到的那种抗拒,标志着我在对事物的洞见上的某种混淆,一旦被理解并由此被超越,便了无痕迹地消散了。

在整个关于”埋葬”的反思过程中,我从未感到存在某种针对我的著作以及那些敢于从中汲取灵感(而非仅仅借用工具却隐去锻造并将这些工具交到他们手中的工匠之名)的人的广泛”阴谋”。没有阴谋,但存在一种共识,在我所称的数学”大世界”中,迄今为止在我看来毫无破绽。这种共识,充其量除极少数例外,绝非由”恶意”所滋养[◊ 415]对我本人或我的著作有意识的恶意。仅在个别例外情形中,这种恶意表现为对前几则注释中提到的四位”合葬者”之一毫不含糊的恶意。24。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恶意之所以能在某些我昔日的学生中滋长,并能毫无阻碍地表达出来,只能是因为得到了普遍共识的鼓励。

这种共识在我大多数(若非全部)旧友或昔日学生身上,并非表现为”恶意”的态度,而是通过(我相信)完全无意识的机制——其一致性令人困惑,其效力毫无破绽——将数学家的常识与健康直觉如稻草般一扫而空,让位于拒斥态度纯粹自动的25。这样的态度自动的,我猜想,并不仅仅由我本人以及那些数学”气味”与我略有相似之处的人所引发——而是同样针对任何一位并非已被赋予默示认可某一既定”建制派”的;要么他本人已是其中一员,要么他以”被保护人”(借用Verdier笔下的这一表达)面目出现。在我看来[◊ 416]在几乎所有数学家那里,最起码的”数学开放性”(为使这种数学”常识”和”健康直觉”得以发挥作用所必需的)只会对已被赋予此种担保的人才会被触发。

这类机制几乎是普遍存在的,不仅在数学界如此,而且在所有社会领域无一例外。它远远超出任何具体个案。如果(如我所见)在我本人以及那些在建制派眼中被视为”我的门生”的人身上存在某种例外情况,那是因为过去我曾被赋予”自己人”的身份,对我及”我的人”产生了通常的”最低限度开放”效应。这一身份因我1970年离开一事而被剥夺。或者更准确地说,通过我自己的选择——在离开后的那些年里,我不止一次明确表达过这一选择——以及直至今日的生活方式,我确实已不再是”他们中的一员”。事实上,我自己也不再感到是”他们中的一员”,我离开了一个我们曾共有的世界,并无意回头。时至今日,我的”回归数学”绝不是回到”他们中间”,回到建制派而是回归数学本身;更准确地说,是”回归”到持续的数学投入,以及出版我的数学反思的活动。

我开始意识到,我的离开在多大程度上被我的老朋友和学生们视为一种”逃兵行为”,甚至是一种”侮辱”。26这想必是最简单的办法——通过这样一种模糊的受屈感,以及怨恨的自动反应——表现为一种报复行为(这种报复在意识层面很少被如此看待,甚至不被视为一种行为):既然他切断了与我们的联系,我们也切断与他的联系——我们不再给予他和”他的人”本保留给”我们自己人”的”自动关注”的待遇——他和他的门徒将与随便什么人一样,领受自动排斥的严谨!

[◊ 417]情况更加复杂了(对于我过去的朋友和学生们而言),这不仅是因为我曾是建制派的一员,更是因为他们中任何一个人,若要在数学工作中每走一步不运用我所创立的概念、思想、工具(outil)和成果,都是不可能的。我不知道在我们这门科学或任何其他科学的历史上,是否曾有过如此令人难堪的悖论的先例!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些锯断效应(绝不仅限于我的朋友Deligne)无情切断任何带有我个人印记的思想的发展苗头(而这样的发展只会加深这种困惑),如今在我眼中,它们是被一种无情的内部逻辑所驱动的,是一种必然,源自一个早已做出的选择——即拒绝的选择。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我在各处看到的那些努力:完全缄默这些概念、思想、工具和成果的起源,尽管它们已成为共同遗产,无论人们愿不愿意都无法再离开它们。这种我曾以为察觉到的”冷漠”,面对一个Deligne如此明目张胆的”操作”——他装作一个接一个地将我在数学上的若干主要贡献的独创权据为己有(至于零碎部分,则慷慨地归功于某个形影不离的伙伴)——这绝不是无动于衷,而是一种默许Deligne只不过是在做建制派的集体无意识期望他做的事:抹去那个与所有人决裂者的名字,从而解决这难以忍受的悖论,用一个可以忍受的虚假独创权来替换一个真实却不可接受的独创权

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位主祭Deligne不再显得是那个根据决定他自身生命与行为的深层力量来塑造风气的人,而更像是工具最合适不过(凭借其”合法继承人”的角色)的集体意志,这种集体意志毫无破绽,致力于完成一项不可能的任务:从当代数学中抹去我的名字和我个人风格。

我几乎毫不怀疑,这种对事物的洞见(vision)大体上表达了事物的真实情况:至少在集体层面上是如此。毫无疑问,我的”回归”将出人意料地终结一场以[◊ 418]对所有人都如此令人满意的方式持续进行的埋葬(Enterrement),或者(即使未能终结)至少也会以不合时宜且不可接受的方式扰乱一场似乎早已安排好的仪式的进程——这次回归将不仅触怒和惹恼那些主祭中的某一位或另一位,更会使整个聚集起来参加这场葬礼的会众!而且我当然不知道那个著名的集体无意识会发明什么”对策”来清除这场由不合时宜归来的已故者所造成的烂摊子——他(不可容忍的丑闻)突然从为他准备的舒适棺材中爬出,装作要以自己的方式主持自己的葬礼。然而我相信会众会找到办法清除数学大厦中这额外的一点小矛盾,反正它也不差这一个!

我现在似乎相当清楚地察觉到了,在每个人的形象和态度的层面上,集体共识以及抹去、埋葬的集体意志所呈现的投影和一般形式(forme)。这就是那个被普遍使用的相互矛盾的”两幅图景”系统,我们同时在两幅图景上运作,我曾有机会在*《收获与播种》中首次谈到我自己身上的情况。(参见《功劳与轻蔑》一节,第12页。)我怀疑是否有人会直截了当地说:“Grothendieck做的只是些虚假的数学,我们别再提他了,谈正事吧。“照这样直言不讳,那就太明显违背建制派*的准则,至少在目前是这样。按照事物的预期演变,再过二三十年,这个问题无论如何都将不再存在,因为到那时甚至不会再有人提起这个名字,它早已被所有人遗忘。共同的策略,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就是沉默:不去想这位逝者,至少不作为数学家去想,不谈论他,也不提及他(除非万不得已,则用天赐的缩写SGA或EGA,直到这些引用被其他完全不留逝者痕迹的引用所取代)。

然而的确有些场合——大概也是例外——完全沉默变得不可行。其中一次,我想,是我申请加入CNRS时,这想必曾令不止一人为难;另一次将是27. Une [◊ 419]28《收获与播种》的初步传播,以待其在《数学反思》第一卷中出版(如果我的出版商没有崩溃、没有拒绝承担整个建制派科学界)的敌意。这些都是由逝者本身不可容许的越界行为所造就的场合,他不幸地偏离了被赋予的角色。另一个场合(对于理解”埋葬”、在其被不守规矩的逝者扰乱之前,或许更有教益)是IHES二十五周年庆典,去年”大张旗鼓”地庆祝了。作为”IHES四位菲尔兹奖得主中的第一位”,在这庄严的场合,完全对我保持沉默本会是困难的——即便人们对我曾为IHES在其存在的四个英雄岁月中赋予其真实存在所起的作用保持了沉默。为此次庆典印发的小册子(我已两次提及这本小册子)中,为我炮制的那篇悼词(Éloge Funèbre),在我看来堪称此类体裁的典范——作为一种优雅而审慎的方式,令所有人满意地解决了当代数学中的这一”小小矛盾”……

我突然精神焕发——如同一匹开始闻到马厩气息的马!将近两周前,我开始反思这段富有教益的插曲,写了一篇笔记,随即命名为《悼词——或称颂词》。在几番犹豫应将此笔记(源自为”埋葬”所写首批笔记中一条迟来的脚注)置于何处之后,看来最自然的位置是(不是”按时间顺序的”位置,而是)在应完满”埋葬”的”葬礼仪式”之中。就这样,无需刻意寻找,我三个星期以来一直在追寻的那条”线索”——穿越最后三支队列,《研讨会》、《学生》以及最后刚刚加入送葬队伍的《灵车》——便与”埋葬”的最后部分,即”葬礼仪式”衔接起来了;这场仪式首先正是以这篇[◊ 420]悼词杰作,我于5月12日开始审视它,而它如今构成了自然紧接本篇之后的那篇笔记,为标志。29.

我终于(再次?)触及目标了!与此同时,对一篇悼词的这番初步反思突然获得了一个新的维度。它不再仅仅是一个强大的头脑为一种执念服务的巧妙发明,在官方”盛大场合”中显贵宾客们的冷漠或敷衍的关注前耗费心力——它更是在这个最为微妙的场合,针对一种集体期待——关于应以何种态度对待我这个人——所给出的完美而拿捏有度的回应。若说同代人中有谁真正配得上整个修会毫无保留的感激,那正是我的朋友皮埃尔德尔涅,以他那种无可挑剔的完美,履行了人们对他的期待。


Footnotes

  1. (1985年2月)自从我到蒙彼利埃以来,我总共得知有七八篇(短篇)出版物,在我所在的大学之外,以摘要形式介绍了一项与我合作并由我启发的工作。我的名字在所有这些出版物中都未出现。

  2. (9月2日)各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他们每个人都在某个时刻最终内化并接受了对其工作的轻蔑,默认了那种抹杀其工作或将其归类为”毫无兴趣”的共识。

  3. 在晋升或获得职位与地位的”实际”层面,自1970年以来我的教学活动成果,归结起来不过两次获得了带有相应地位的职位:一次是助理教授,另一次是助教。出于一种奇怪的讽刺,这两次晋升都成了当事人所有研究活动突然而彻底停止的信号。

  4. 除了《导言》(6)(《埋葬》)之外,还涉及梅布库特出现在以下笔记中:《我的孤儿们》、《当班的无名氏与上帝定理》、《不义——或回归的意义》、《反常性》、《阴间相遇》、《受害者——或两种沉默》、《铺路石与上流社会》、《赊账论文与全险》(注 n°os 46, 48’, 75, 76, 78, 78’, 80, 81).

  5. 在这场合葬中充当掘墓者的人数众多,1981年6月的吕米尼研讨会几乎全体参加。除了我的同调论学者学生们(关于此事见笔记《我的学生们(2):团结》,no 85),在我所知的范围内,那些职业诚信在此直接且严重受到质疑的人是J.-L.Verdier, B. Teissier, P. Deligne, A. A. Beilinson, J. Bernstein.

  6. 当然,佐格曼梅布库特并不比我更傻,他完全了解内情,对我每位同调论学者学生的工作有精确的认识,能够看清其意义与局限,毫无理想化的倾向。尽管如此,极为强大的抑制作用使他甚至从未有过公开质疑其中任何一人的念头,即使在恶意昭然若揭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7. 非定向情形下的«类似»陈述是错误的——这确实是一个微妙的结果,是从一组同样«貌似合理»但实则错误的假设-结论集合中精心«切割»出来的!关于LadegaillerieEsquisse d’un programme,特别是 § 3 的开头部分。

  8. 我不认识Eckmann 本人,我为 Yves 的论文在 Lecture Notes 出版而进行的通信是与 DrPeters 联系,他负责 Springer 的 LN 丛书。我想,通过我在1960年代本人(尤其是 SGA)或学生们(博士论文)出版的约十五卷 LN,我算是那些以自身信誉助力这一尚在起步阶段的系列丛书赢得声誉和空前成功的人之一。他们拒绝我推荐的工作的理由(他们不出版博士论文)纯属玩笑。 我在通信方面对 New Look 的初次体验也始于这一事件:一个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阵容,A.Campo,B.Mazur,V.Poenaru 和 DrPeters——均未赐复我的第二封信,当时我天真地(我反应迟钝……)再次去信,而他们先前的勉强答复表明他们并未费心了解Ladegaillerie 工作引言中所述的结果。

  9. 我不确定在其他数学家身上是否见过这种情况,除了 PierreCartier(他年轻时以这种卓越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和 OlivierLeroy,下一条注释将提及。

  10. (6月7日)经核实,一直持续到1978年2月。

  11. 这是一项冗长的工作(我并未读过),其中他精心阐述了一些与我毫无关系的想法,给出了所有«Schubert»型环(cycles du type « Schubert »)的显式奇点解消(résolution des singularités)——这是前人无人能及之事。难得他写出了一份形式完备的文稿,却被人批评过于详细(更不用说他的陈述过于一般化了……)!就我而言,若要批评,方向恰恰相反:尽管Contou-Carrère 声称他的方法应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半单群(groupes semi-simples)和Schubert 环,他只在线性一般群(groupe linéaire général)的情形下做了工作——因此他并未彻底完成该精确问题所需的工作:等变奇点解消的描述以及通用 Schubert 环,以及上述 Schubert 环的奇异轨迹(lieux singuliers)的描述。这一缺失在我看来像是那种对具体工作和写作的«阻滞»的遗风,这曾长期是他的主要障碍。

  12. Contou-Carrère 却抢先一步,在他的 note 中对我只字未提——而我曾为他提供了出发的纲领。这全是徒劳——他固然加入了自己的东西,但有一种«风格»骗不了人,它无论愿意与否都与某些主题绑定,而今天若想在数学界谋取职位,这些主题最好避开。(6月7日)向当事人核实后,我发现这里我把围绕 Contou-Carrère 工作的两个不同事件混淆了关于 Jacobian 簇(jacobiennes)。参见下一条注释(no95)以获取详细信息及精确参考文献。

  13. 我无可抱怨,因为五六年后,去年 IHES 二十五周年庆典之际,他们确实给了我这份荣幸——邀请了我——甚至让我在两种方式之间选择:要么是部长致辞的隆重招待会,要么是随后在 IHES 逗留一周,而且一切费用全包(他们向我保证过)。我对我的老朋友 NicoKuiper 说,能这样想到我真是太好了,但我这把年纪不再旅行了……

  14. 前一年,Contou-Carrère 曾申请雷恩大学的一个教授职位,他在那里认识Berthelot 和 LarryBreen。他的申请当时被 CCU 视为可受理的;但职位被授予了另一位候选人。没人费心告知当事人——若想有机会获得教职,他需要公布其所宣布成果的详细证明。次年 CCU 的否决无论对Contou-Carrère 还是对他在佩皮尼昂的同事以及对我而言,都是一个彻底的意外。事后回顾并以当前的反思来看,我甚至怀疑即使他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已经以其现有形式被宣布«不可发表»)和答辩,情况是否真的会有所改变,以及他是否还有机会在法国找到教授职位。

  15. 关于此点,参见第24节«我的告别——或异乡人»。

  16. 我是在次年一段长时间的冥想中才意识到这种焦虑的,其间我发现了焦虑在我生命中的作用——它的存在(1976年前是慢性的,此后是偶发性的)在我整个一生中曾是«世上保守得最好的秘密»。有一些极为有效的机制掩盖了所有通常公认的焦虑迹象,使得焦虑无论对本人还是对我亲近的人都始终未被察觉。

  17. 正是那些我准备为之出征的人——我在试图公开之前明智地把文稿拿给他们看——劝阻了我发表。

  18. 关于此点,参见«扫兴的老板——或高压锅»,第43节。

  19. 关于我在此类情境中常与某些学生扮演的某种默契角色,参见注释«暧昧»,no63»。

  20. 所有这些遮遮掩掩的行径之所以格外反常,是因为在朗格多克,我与 Contou-Carrère 很可能是仅有的两个能对 Olivier Leroy 所做工作有所理解的人了。Olivier Leroy。不消说,我也从未拿到过 Leroy 投给 CRAS 的 notes 草案。Leroy。或许是我在自欺欺人,但我觉得,倘若我不是被如此决绝地排挤在外,以至于几乎不可能干预,我本该还是能找到办法发表这篇不幸的 notes,通过Cartan 或通过Serre(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并非圈内人,但如果我向他们保证这项工作的严谨性,他们还是会信任我的。(6月7日)我一定是很久以后才得知Leroy 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而我那方面又太忙,没有去想过为什么我甚至从未被告知此事。直到 Contou-Carrère 本人的博士论文答辩之后,我才恍然大悟。Contou-Carrère 本人,按理说我应该是他的博士导师*。他居然有办法让评委会中只有我没有拿到他论文的正式最终版本!直到今天我才终于收到一份——他(在信中)说,他以为我”不感兴趣”要一份…… * 更确切地说,有一两年时间C.-C. 曾谨慎地同时利用两位”导师”(谁也说不准……),两人各自都不知道还有一位”并行”导师的存在。我是在最后关头才得知 Verdier 的导师身份的——, quand 在最后关头。C.-C. 最终在 1983 年春天转向了我,那时已经很清楚 Verdier 的确还是想置他于死地!

  21. 这个”粗线条”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在两年前蒙彼利埃的一个助理教授职位空缺时提交的申请材料中,Leroy 既未提及他第三阶段博士论文的标题,也未提到曾是他的老板的 Contou-Carrère。而且他也没有提及任何个人工作。显然,他当时还没有决定是否想要这个职位——因此,尽管他才华出众,这个职位还是给了另一位候选人,他有着扎实的履历,而且对自己的意图毫无疑问。

  22. 一个有趣的巧合是,我最近听说Cartier 曾有意将他的一篇 Bourbaki exposé(研讨班报告/讲稿)献给我(我想这是我头一回遇到这种事),而且更甚的是,这篇报告恰好是关于拓扑斯(topos)理论的——正是被同一位Cartier 认为不配出现在 CRAS notes 中的那些拓扑斯。这是近年来时尚风向转变的标志吗?当然不是,而且一切仍然相互关联:这个报告涉及的是拓扑斯在逻辑学中的应用!我挚友 Cartier 的感人题献Cartier 在我看来与去年在一个重大场合宣读的悼词(Éloge Funèbre)如出一辙(参见 notes “悼词——或恭维话”,编号o104),其中提及”拓扑斯”一词(在诸多恰到好处的恭维之中),随即立刻补充道(作为唯一且意味深长的评论)它们”如今被用于逻辑学”——而绝无其他用途,毋庸赘言,至少只要我那些慷慨赠予恭维的朋友们能够凭借手中的权力阻止它的话…… (Cartier 报告的出处:Cartier:“范畴(catégorie)、逻辑与层(faisceau),集合论模型”,研讨班Bourbaki 第o513 号,1978 年 2 月)。 Deligne, Cartier, 我在某些人(如定调者之一的 Quillen)对拓扑斯这样在几何学中具有创新性和深刻性的概念所持的居高临下(以及抵制……)的态度中,感受到一种惊人的傲慢。即便假设他们中真有人具备(或天真到……)像我通过引入平展拓扑斯和晶体拓扑斯那样从虚无中创造出一种关于代数簇(variétés algébriques)的新的拓扑洞见(vision),以及由此而来的深刻更新代数几何与算术的手段(拓扑学也将随之改观)——毫无疑问,这种他乐于在自己心中培植并在他人心中激起的轻蔑态度,会消解这种洞见与更新的力量,最终只服务于一种自负(fatuité)。

  23. 例如,我曾非常犹豫是否要收入一篇 notes(即笔记第o 19号),其中将逐一列出所有曾随我准备国家博士(doctorat d’État)论文并最终完成的学生。我内心的这份犹豫想必源于我的许多学生们不愿与我本人有所关联,这种抗拒我在过去几年里已经在未明言的层面上感知到了。在我以前的学生中(无论是否带引号),当时被我清晰感知到刻意与我本人保持距离的,只有Contou-Carrère(我是刚刚才发现的),以及Deligne(此事自1968年以来就已相当清楚,不过我那时并未料想到这种意愿会将他带到何种地步)。就Deligne 而言,我之所以极不情愿将他列为”或多或少”以学生身份出现的人,是因为我不愿显得是在炫耀一位如此杰出的”学生”,而他自己也无意让人看出他与我和我的工作之间的这种联系。此外,我的反思让我明白,这种联系在我年轻友人的生活和工作中所具有的意义远比我曾猜想的要深远得多。 (16月1日)关于我内心这些深思熟虑的言辞,参见 3 月 27 日(三天后)的 notes “与众不同的人”(67’no).

  24. 我所认为的明确无误的恶意行为,我只在 Deligne 和Verdier.

  25. 当然,这些排斥态度从来不会以其本来面目呈现,即使是在像我的朋友那样的极端情况下Deligne,或Verdier。这些排斥态度在对我有意识的态度的层面上几乎是不可见的——这些有意识的态度(正如我已曾有机会说过的)在我昔日的朋友和学生那里,几乎总是(或许甚至总是)带着同情(有时他们中的某人竭力想要摆脱这种同情)和尊重。这种同情和尊重的态度不仅存在于有意识的「意见」的表面层面,甚至存在于更深的层面——真实的吸引(或排斥)层面,以及对他人的真实认知层面(独立于人们竭力将其囚禁其中的那些形象)。 我们这里面临的是一种典型的矛盾心理(我几乎想说集体的),在那里,肉眼看去什么也「看不见」!(比较在《敌人父亲(1)(2)》(第29节30),其中在*《收获与播种》*中我第一次触及这个矛盾的面向,它曾在我生命中标记了许多关系,且不仅限于数学界。)然而,在具体的表现层面(在《埋葬》中已大量审视过),这些矛盾力量的「合力」在我看来已不再有任何矛盾之处,而是确确实实地呈现出「令人困惑的一致性且无懈可击的效率」,即我即将更仔细审视的那种「自动排斥态度」。

  26. 这样一种看待和感受事物的方式,在我朋友身上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Zoghman Mebkhout。正是由于我的这种背离,我对他与数学大世界的种种挫折负有责任,唯独他未能得到那些人曾从我这里获得过的「保护」和支持——而那些人如今却乐于将他视作拖后腿者。

  27. (5月26日)就在今天,我通过Zoghman的电话得知Mebkhout,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全国委员会的同事们为我做出了努力,为我安排了一个为期两年的「接待岗位」。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热情地做了这件事——无论如何,委员会中没有任何一位朋友费心给我打个电话或写张便条告诉我这个好消息(该决定日期为5月15日)。 (九月)我最终通过一封CNRS日期为8月16日的信得知此事——这是一项为期一年(而非两年)的任命,职位为研究助理。

  28. 这是由我的大学负责制作的限量版(150份)的分发事宜,用于在我最亲近的同事和朋友之间传阅。

  29. (1984年11月)由于一次意外的疾病发作,所述笔记(第104)与「此篇」之间被一个新的队列分隔开——「逝者(仍未死去*……*)」(第98-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