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 — 大师与学生

Alexandre Grothendieck

V — 大师与学生

概要

(25) 学生与大纲

(26) 严谨与严苛

(27) 失误——或二十年后

(28) 未完成的收获

(29) 为敌的父亲（一）

(30) 为敌的父亲（二）

(31) 令人气馁的权力

(32) 数学家的伦理

(25) 学生与纲领

我尚未详尽梳理我与其它数学家的关系——在那个我曾感到与他们同属一个世界、同一个「数学共同体」的时期。我尤其还需审视我与我的学生——如我所亲历——以及那些我以长者身份相待之人的关系。

总的来说，我相信可以毫无保留地说，我与学生的关系是充满尊重的。至少在这方面，我自认自己当年做学生时从师长那里所得到的，随着岁月流逝并没有褪色。由于我素有做「艰难」数学的名声（这概念确实相当主观！），加之比其它老板要求更严（这已经不那么主观了），来找我的学生从一开始就动力十足：「他们劲头十足」！只有一名学生起初有点「吊儿郎当」，不太清楚他能否起步——但后来他还是启动了，无需我推动……

[◊ 57]就我记忆所及，所有请求与我合作的学生我都接受了。其中有两名，过了几周或几个月后，发现我的工作方式不适合他们。说实话，我现在觉得那两次都是卡壳（blocage）的情况，而我当时仓促地将其解释为不适宜从事数学工作的迹象。如今我会对做出这样的预后更为谨慎。我当时毫不犹豫地向这两位当事人表达了我的看法，建议他们不要继续从事与他们天赋不符的职业。事实上，我后来得知至少对其中一名学生而言，我判断错了——这位年轻研究者后来在代数几何（géométrie algébrique）与数论（théorie des nombres）交界处的艰深课题中获得了声誉。我不知道另一名学生，一位年轻女性，在与我不愉快的经历后是否继续了学业。我对自己能力的看法——表达得过于武断——并非没有可能让她灰心丧气，而她或许和别人一样完全有能力做出好的工作。我觉得我对这些学生和对其他学生一样给予了信任。然而我缺乏分辨力，未能区分那肯定是卡壳的迹象，而非不适宜（18)

从1960年代初期开始，在大约十年间，有十一名学生与我一起完成了国家博士论文（19）。他们在选择了适合自己的课题后，各自都兴致勃勃地投入了工作，而且（我是这样感觉的）他们对自己选择的课题产生了强烈的认同。不过有一个例外，是一名学生选择了一个也许是并非真正出于信念的课题——一个「必须要做的」课题——但这个课题也有一些吃力不讨好的方面，因为涉及对已经获得的思想进行技术上的整理，有时艰巨甚至枯燥，而前景中已几乎没有惊喜或悬念了（20）。被一个需要人手的宏大纲领的需求所裹挟，我一定是缺乏心理上的洞察力，提出了肯定不适合这名学生独特个性的课题。而他那一方，恐怕也没太意识到自己踏上了一条怎样艰难的船！无论如何，无论他还是我都没能及时看出这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最好是另起炉灶。

[◊ 58]显然他工作时毫无真正的信念，脸上始终带着一丝忧伤、阴郁的神情。我想我当时已经到了不太关注这类事情的地步，而这些事情（我本该记得）却决定着一切研究工作——不仅仅是研究工作——的天壤之别！我当时的角色仅限于在工作显露出拖延迹象时感到厌烦，在它重新推进时松一口气「呼！」，最后当预定的纲领终于「完成」时如释重负。

直到1970年觉醒后多年，在与这位昔日学生（如今已是教授——在那个宽容的时代，谁不是呢！）通信时，我才意识到在这件事上确实出了问题，这也许并非一个完全的成功。今天，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失败，尽管「纲领完成了」（绝非草草了事！），学位拿到了，职位也到手了。而我承担着很大一部分责任，因为我将纲领的需求置于人的需求之前——置于一个曾信任地托付于我的人之前。我先前自诩（「毫无保留地」）对学生的「尊重」，在此处仍是肤浅的，与构成尊重真正灵魂的东西相分离：那就是对他人需求的充满关切的关注（attention affectueuse），至少在其满足有赖于我的范围内。在这里，需求是工作中的愉悦，没有它，工作便失去了意义，沦为束缚。

在这次反思过程中，我曾有机会谈到一个「没有爱的世界」，而我在自己身上寻找着我所唾弃的那个世界的种子。这里就有一颗巨大的种子——而我今天无法说出它在他人身上如何生根发芽。这种肤浅的、缺乏关注、缺乏真爱的「尊重」，正是我给予我的孩子们的「尊重」。对他们，我有幸看到了这颗种子的萌发和蔓延。而我也多少明白了，在收获面前抱怨是毫无意义的……

(26) 严谨与严谨

如果排除这名学生——他无疑不比其他人缺乏「天赋」——我可以说我和学生们的关系是融洽的，甚至常常是亲密的。迫于形势，所有人都学会了对我作为「老板」的两个主要缺点保持耐心：一是[◊ 59]字迹难以辨认（不过我相信最终所有人都学会了辨识我的字迹），以及——当然更为严重的是（而我很久以后才意识到）——我根本上的困难在于难以追随他人的思路，除非我先把它们转化为自己的意象，再以自己的风格重新思考。我更倾向于向学生们传达我自己深深浸染的某种对事物的洞见（vision），而不是鼓励他们萌发或许与我颇为不同的个人洞见（vision）。这种在与学生关系中的困难至今仍未消失，但我觉得其影响有所减弱，因为我意识到了自己身上的这种倾向。也许我的性情，无论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都使我更适应独自工作——事实上在我数学活动的前十五年（约1945年至1960年）里，我一直是这样做的——而不是扮演「导师」的角色，去接触那些数学志向和人格尚未完全成形的学生（21）。不过同样真实的是，从童年时代起我就喜欢教书，而且从1960年代直到今天，我可能拥有的学生们在我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这也说明我的教学活动、我的教师角色在我的生活中一直占据并将继续占据重要位置（22）。

在我教学活动的这第一个时期，我和任何学生之间都没有发生过明显的冲突——哪怕是关系上短暂的「冷淡」都不曾有过。唯一的一次，我不得不对一个学生说，他对工作缺乏认真，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没兴趣再与他合作。他当然和我一样清楚是怎么回事，他改正了过来，这件事就过去了，没有留下阴影。还有一次，已经在1970年代初，那时我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在「生存与生活（Survivre et vivre）」小组的活动中，一个学生——我按照自己的习惯，把我刚写好的关于他工作的论文报告拿给他看——他发了火，认为报告中的某些评述质疑了他工作的质量（这绝非我的本意）。这一次是我毫不费力地修正了说法。当时我并不觉得这个短暂的插曲会给我们的关系留下阴影，但也许我弄错了。这个学生与我之间的关系比与其他学生更为疏淡——[◊ 60]其他学生（除了我提到过的「那个忧郁的学生」），一种不错的工作关系，仅此而已，没有我们之间真正的温情。不过我不认为是我潜意识中缺乏善意，才会在报告里写入那些他认为对他不利的评述——他还补充说「他不会像他的一位同学那样忍气吞声」，那位同学已经在我这里通过了论文答辩。而另一位同学，天性敏感而深情，我和他之间有着特别友好的关系；如果我在关于他论文的报告中包含了让那位同学如此不悦的同类型评述，那肯定不是出于善意的缺乏！此外，对于他们两个，也对我所有的学生一样，如果我对他们提交的工作不完全满意，我是不会为答辩放行的。况且这个时期我的学生中，没有一个在通过论文答辩后——难以迅速找到适合的职位。

直到1970年，我对学生们几乎是随时可以抽出时间的（22’）。当时机成熟，并且每当这可能有用时，我会和某个学生花上一整天——如果需要的话——来处理那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或者一起审阅他们工作的各个草稿阶段。就我在这些工作会面中的体验而言，我不觉得自己曾扮演过做决定的「指导者」角色，而是每一次都是共同研究，讨论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直到双方都完全满意。学生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这当然与我需要投入的不可同日而语——我反而拥有更丰富的经验，有时还有更敏锐的直觉。

然而，在我看来，对于任何研究——无论是智力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的质量而言，最本质的东西绝非经验问题。而是对自身的要求。我要说的这种要求本质上是微妙的，它并不属于严格遵循任何规范——无论是严谨的规范还是其他规范——的范畴。它在于一种关注，对我们自身内部某种微妙之物的极端关注，这种微妙之物逃脱一切规范和尺度。这种微妙之物，就是对所审视之物的理解之在场或缺席。更准确地说，我[◊ 61]要说的关注，是对理解质量每一时刻所呈现的，从各种概念和命题（假设的或已知的）杂乱堆砌的不协和音，直至完全满足、完美理解的圆满和谐。一项研究的深度——无论其成果是片面的还是全面的理解——在于这种关注的质量。这样的关注并非遵循某个训诫、刻意”留神”、刻意专注的结果——在我看来，它自发地产生于求知的热忱，是区分知识冲动与其仿冒的标志之一自我的。这种关注有时也被称为「严谨」。这是一种内在的严谨，独立于在某一特定学科中（姑且这么说）某一特定时期可能盛行的严谨准则。如果说在这本书中我敢于在严谨准则（我曾教授过这些准则，它们有其存在的理由和用处）上自行其是，我不认为这种更本质的严谨比我从前的那些经典风格的出版物有所减少。而如果说，尽管有这一切，我或许还是向我的学生们传递了某种比语言和技能更有价值的东西，那无疑就是这种要求、这种关注、这种严谨——即便不是在对待他人和自身的关系上（在这一层面，我和任何人一样有所欠缺），至少是在数学工作中（23）。这当然是一件非常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或许，终究比什么都没有要好。

(27) La bavure — ou vingt ans après

也许除了我提到过的那两个学生——我与他们最终未能建立起工作关系——我不记得其他来找我要求与我一起工作的学生是带着「怯场」或畏惧而来的。他们想必对我已经或多或少有所了解，起码跟过我一段时间在IHES的讨论班。如果说我们关系之初有些尴尬，那也在工作过程中消散了，不留痕迹。不过我在这里应该破两个例。一个涉及那个未能真正对自己的工作产生兴趣的学生，即使在我们共同工作时他也始终寡言少语。也许他来的时机也不好，那时我的精力将要变得不那么充沛，也没有和他进行过那种对着材料、一整个下午和[◊ 62]整天的研讨。不，我确实不记得有这样的研讨；我更觉得我们见面多半是匆匆忙忙的，一两个小时，了解一下他的进展。显然，他是和我最合不来的人！

而另一个我想谈的学生，则是在我仍有充足精力用于学生的时期与我一起工作的。我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很融洽。他甚至属于少数几个建立了友谊关系的学生之列——我会去他们家，他们也会来我家，是一种家庭之间的往来。不过即使在那些情况下，关系始终停留在相对表面的层次，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在意识层面上，既然我连自己家里发生的事情都察觉不到什么，那我最终对数学界朋友（无论是学生与否）的生活也几乎一无所知，除了妻子和孩子的名字（而且我还常常忘记，但从未因此被人责怪过！）。也许我是一个极端的「书呆子」案例，但我认为在我所了解的数学圈子里，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关系，即使是友好而充满感情的，都停留在这种表面层次：彼此最终了解甚少，除了那些未言明层面上的感知。这肯定是这个圈子里人与人之间冲突如此罕见的原因之一——尽管我很清楚，分裂存在于我的大多数同事和朋友内部，存在于他们的家庭内部，正如存在于我身上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

我不认为我与这个学生的关系有别于与其他学生的关系，当时我也并没有感觉到，反过来，他对待我的方式与其他学生——尤其是那些建立了友谊纽带的学生——有什么显著不同。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这段关系必定比与大多数其他学生的关系更为强烈。一段未言说的冲突的外在表现，如同一个意外的启示，在他做我学生近二十年后才显现出来。只是到那时我才将它与一件早已被遗忘的「小」事联系起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许甚至是在我们或多或少一起工作的整个时期（大约几年），定期地，[◊ 63]这个学生一直保留着某种「怯场」。它每次见面都会显现出来，通过一些不会错的迹象。这些迹象随后在共同工作中会迅速消失。我当然为这些不安的迹象感到尴尬，而且我感觉到他更为尴尬。我们俩都装作无视这件事，理所应当地。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谁也不会想到要去谈论它，甚至不会想到要去给予自己一点关注（attention）于这个奇怪的、显然值得关注的情况！在他和我看来，这种「怯场」一定被感受为一种单纯的「失误」，一种本不该存在的东西。这个「失误」定期地出现在我们的美好记忆中，但每次它都很识趣地消失，好让我们有时间安心处理正经事——数学——同时忘却「那本不该存在的东西」。我不记得我曾有一次停下来，问自己关于这个失误的意义的任何问题，而且我相信我的学生兼朋友也是如此。毫无疑问，从我们各自自幼年时期所经历的周遭一切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在他或我心中暗示，面对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还有别的什么态度，除了把它撇开尽可能让它不再碍事。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完全可能且轻而易举的，我们完全达成了默契：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感觉到，什么都没听见。

然而，通过近两三年来不断回响在我耳边的许多回音和交叉印证，我意识到，那些被当作「本不该存在」而撇开的东西，未必就停止了存在和显现。那些偶尔回到我身边的东西同样「不该存在」——但它们「就是存在」，而现在不能再用手背轻轻一挥就撇开了……

(28) 未竟的收获

直到1970年第一次「觉醒」之前，我与我的学生们的关系，如同我与我自身的工作的关系，曾是满足和喜悦的源泉，是我生命中和谐感的切实、无可辩驳的基础之一，它持续赋予生命以意义，尽管那时一种难以捉摸的毁灭正肆虐着我的家庭生活。在那个时代，在我看来，这些关系中没有任何明显的冲突元素，其中没有任何一段曾在任何一个瞬间——哪怕转瞬即逝——成为失意或痛苦的原因。这或许看起来很矛盾：关系中的冲突[◊ 64]与我的某个学生之间的冲突，直到那次著名的觉醒之后才变得明显，也就是在一个转折点之后——它给我的生命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或许也给为人带来了一丝最初的柔韧——这些品质，人们或许会认为，应该有助于解决或避免冲突，而不是引发或加剧它。

然而细细审视，我清楚地看到这悖论只是表面的，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会消失。我首先想到的是：一个冲突若有机会解决，它首先必须显现出来。显现的冲突阶段代表着相对于隐藏或忽略的冲突阶段的一种成熟——后者的表现其实真实存在，而且借以表达的冲突越是未被察觉，这些表现就越是「有效」。同样：为了让一个冲突能以可辨识的方式显现，首先必须距离已经缩小或消失。近十五年来我生命中发生的变化——尤其是在连续的「觉醒」过程中——在我看来都属缩小距离、消除隔绝的变化。一个在面对备受尊敬、令人崇拜的老板时难以表达的冲突，在面对一个已卸下权力位置（在此是自愿的）、已远离某个掌握权威与声望的圈子、越来越不被视为某种实体（如数学）的化身或特权代表、而越来越被视为一个普通人的人时，便更加自如了：这个人不仅可能受到伤害，而且也越来越不愿掩饰伤痛或悲伤。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自我第一次觉醒以来的演变——尤其是在那个时代及随后的岁月里——自然会在我的昔日学生们井然有序的宇宙中引发（或可能唤醒）疑问、焦虑和「质疑」。我有充分的时机意识到，情况不仅对他们如此，在我数学界的昔日朋友们和同伴中也是如此，有时甚至对那些仅凭传闻认识我的科学界同行也是如此。

还须说明的是，解决一个哪怕稍深的冲突也是一件极为罕见的事。大多数时候，尽管有种种休战和表面和解，我们日益增长的冲突队列仍跟随着我们，[◊ 65]几乎不离我们左右，最终只在殡仪人员阴郁的手中才将我们放开。我有时得以见证一个冲突稍稍解开，有时甚至看到它化解为认知——但迄今为止，在我与任何一个学生或数学界一位昔日朋友的关系中，都不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我也清楚地知道，即使我再活一百年，也远不能确定这样的事是否会发生。

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我与某种过去决裂的那个时刻本身——我是指我离开 IHES 的那段经历（也就是离开那个多少代表着在我周围形成的数学微观世界的”母体（matrice）“的机构）——这个决定性的时刻同时也是一名学生首次对我表现出深刻敌意的场合。肯定是这一境况使这段经历变得格外痛苦、格外艰难，如同一次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完成的分娩或诞生。当然，我当时无法像后来学会的那样去看待这段我无法把握其意义的经历。在那之后的很长时间里，这种痛苦的惊愕依然挥之不去。然而，就在同一年夏天，这次苦涩的离开却显现为一种解脱——就像一扇突然敞开的门（我只需推开它！），通往一个未曾料想的世界，召唤着我去发现。而从那以后的每一次新的觉醒也都是一次新的解放：发现某种依附、某种内在的束缚，并重新发现一个巨大的未知存在，它就隐藏在那些被视为”已知”的事物那熟悉表象的背后。但在这十五年里，直到今天，这种顽固、离散（discret）且毫无破绽的敌意一直跟随着我，成为我作为数学家的一生中所知的唯一巨大而持久的挫折来源（23’我也许可以说，它是我为这第一次解放以及随后的几次解放所付出的代价。但我很清楚，解放与内在成熟与”应付出的代价”是两回事，它们无关”赚”与”亏”。或者换句话说：当收获被带到终点、当它完成时，便没有损失——那看似”损失”的东西已变成了”收益”。而变得清楚的是，我还未能将这场收获进行到它的[◊ 66]终点，它至今——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此刻——仍未完成。

(29) 敌人般的父亲 (1)

1970年转折之后，在截然不同的外省大学环境中开始与我共事的那类学生，也与之前的学生大不相同。其中只有两人与我合作到了国家博士论文的层面。其他人的工作停留在深入研究文凭（DEA）或第三阶段博士论文的层面。我还应该包括相当数量的学生，他们强烈地投入到某些科研启蒙”课程”中，这些课程使他们有机会思考往往出人意料的数学问题，有时还能构想出原创的解决方法。我遇到的最积极的参与是在某些为一年级学生开设的”选修课”中。相比之下，那些已经在大学氛围中浸染数年的学生，其某种朝气、兴趣能力、个人洞见（vision）已或多或少地消逝了。在选修课的学生中，有几位显然具备成为杰出数学家的潜质。但鉴于情势，我并未鼓励任何人投身那条道路——尽管那条路本可能吸引他们，他们也本可能在其中大放异彩。

对于那些跟随我某些”课程”准备硕士文凭的学生，我们的关系大多未能持续超过一年。每次我都感觉，总体上它们很快就变得亲切而轻松。除了一名深受”怯场”困扰的学生（23”），在其他那些名义上在不同层面上准备在我指导下进行科研工作的学生身上也是如此。与我之前的学生相比，一个区别（还有许多其他区别！）在于我们的关系不再那么局限于共同的数学工作。学生与我之间的交流常常涉及我们的人格层面，不那么肤浅了（23V）。因此毫不奇怪，在我教学活动的第二时期，与某些学生关系中的冲突因素以更清晰、更直接甚至激烈的方式显现出来。在我第一时期的前学生中，有两人后来出现了系统性且[◊ 67]毫不含糊的对抗态度（我曾顺便提及过），然而这些仍停留在未言明的层面，甚至可能是无意识的层面。在更长的第二时期，有三名学生让我直面对抗情绪。其中两人，这种对抗以尖锐的方式表现出来。

在其中一名学生身上，对抗是在一夜之间出现的——在那位朋友不再是我的学生的许多年后，在一段曾经最为友好的关系中。我怀疑冲突的原因与其说是我的品行和那不堪的个性，不如说是一种长期压抑的不满：他的工作（曾经非常出色）没有得到他本应有权利期待的那种认可。这就是在”1970年后”有我这样的老板（patron）这一可疑特权的反面，他一定怨恨我，即使在内心深处也不愿太承认这一点。

在另一名学生身上，尖锐的对抗在工作一年半后便已出现，而此前氛围一直显得非常融洽。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师生间的关系困难出现在学生仍处于学生身份的时候。这使得共同工作的延续成为不可能——尽管这项工作本是在幸运的预兆下开始的，带着最为吉祥的热情，而且必须说，课题本身是一个绝妙的思考主题。我感觉这位年轻研究者内心有一种阴险的自信缺失，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出好工作（这种能力在我看来毋庸置疑），而对抗的尖锐表现是一种”以进为退”，为了抢先于所恐惧的失败，并预先将责任推卸到可憎的老板身上（23'''）。

在我近二十五年的数学家教学中，所有这些我与学生之间出现的冲突的一个共同方面，是一种强烈的矛盾心理。在所有这此案例中，无一例外，对抗是在事后才显现的，常常是阴险地，出现在一种毋庸置疑的友好关系中。我甚至可以说，在所有这些案例中，正如在许多其他没有明显表现出对抗成分的案例中一样，我的人格曾经并仍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肯定正是这种吸引力本身的力量，也滋养了对抗的力量并确保了其持续性。当然，在对抗采取反感形式（forme）的那些案例中，情况仍然如此[◊ 68]暴力的反感，一种义愤填膺的排斥；同样也在另一个处于极端对立面的案例中，在友好尊重的严谨（rigueur）旗帜下表达出（时机恰当时）一种漫不经心且微妙有度的故作轻蔑……

说实话，这种矛盾心理的情形并不限于我与某些学生或前学生的关系。事实上，它们贯穿了我整个成年生活，至少从三十岁起（即从我母亲去世时起）。无论是在我的情感或婚姻生活中，还是在我与男性的关系中，更确切地说，主要是在那些明显比我年轻的男性之间，都是如此。我终于明白，我身上某种与生俱来或后天获得（我说不太清楚）的东西，似乎使我天生就适合充当父亲角色。想必我有着理想的体魄和适宜的振动，正是成为完美养父的材料！不得不说，父亲这个角色与我如此贴合——仿佛我生来就属于这个角色。我不会去数有多少次我以这样的角色面对另一个人，双方有着完美的默契。大多数时候，这种父子或父女的角色分配停留在未言明之中，甚至存在于无意识之中，但有时也会被或多或少明确地说出来。在某些情况下，我也曾扮演父亲的角色，却甚至没有真正进入这场游戏——我相信——无论在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层面，都对正在酝酿的事情一无所知。

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养父角色是在1972年，在「生存与生活」时期，当时我突然面对一位年轻朋友激烈的排斥态度。（有趣的巧合，他是一名与学界决裂的数学学生！）我在对待第三方时的某种行为让他失望了。我相信自己本可以毫不费力地承认他的失望是有道理的，我在那件事上确实缺乏慷慨——但反应的激烈程度当时简直让我目瞪口呆。那就像是突然爆发的强烈憎恨，不过当他明白并没有真正让我措手不及时，这憎恨又几乎立刻消退。（差一点就让他得逞了，但这我藏在心里没说出来……）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如何直觉到，他将与父亲未解决的冲突投射到了我充分理想化的人格上。这突如其来的直觉虽已被遗忘，却并未阻止[◊ 69]在接下来的数年里，我仍然以同样的笃信继续扮演父亲角色，丝毫未曾警觉。当然，事后当我面对那些或隐秘或激烈的冲突迹象时，总是同样痛苦惊愕，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及其余一切。

正是经过六七个月对父母人生的孤独艰苦研究，让我以未曾料想的光芒看到了他们的人格，我才明白这个养亲角色的虚幻之处——它要取代（而且是更好地取代，这当然是预先就说好的！）一位真实存在、却被宣告（哪怕只是通过默契）「失职」的真正父母。这是帮助他人逃避冲突所在之处——譬如在他与父亲的关系中——而将冲突投射到一个与此全然无关的第三方（即我本人）身上。自从1979年8月至1980年3月的那次沉思以来，我对自己保持警觉，不再闭着眼睛放任自己那不幸的父亲天职。但这并未阻止虚假情境的再次出现（如同我与那位不得不停止工作的学生的关系）——不过现在，我相信，没有我方的默契。

如果撇开那位因合理期待受挫的学生不谈，我毫不怀疑在所有其他我与学生或前学生遭遇对立的情形中，都是同一父子冲突原型的再现：父亲——既被钦佩又被畏惧，既被爱又被恨——那个需要去面对、战胜、取代甚至羞辱的人……但也是那个暗地里渴望成为的人，剥夺他的力量化为己有——另一个自我，被畏惧、憎恨和逃避……

(30) 敌人般的父亲 (2)

并非1970年的重大转折，在田园诗般无瑕的过往背景上，在我与某些前学生之间制造了对立。它只是让一些对立变得可见，这些对立在以典型的老板—学生（或前老板—前学生）关系为框架的传统模式中难以表达。我怀疑这类冲突在科学界不应罕见，但它们通常以更加迂回、更不易识别的方式表达，而不像在那些关系中那样[◊ 70]我所卷入的关系中那样。

回想起来，我最终并不觉得，在与学生的这些关系中，我有多少倾向于扮演父亲角色——甚至，我连一个勉强能印证这一点的记忆都抓不住。至于说到我的本人，在我看来，我投入到与某个学生的关系中的精力，几乎全部也正是我投入到数学以及实现一个宏大规划中的那份精力。在早期阶段，我只看到一个案例，其中我对某个学生其人产生过兴趣——一种亲和或同情的性质——其力量堪比（即便不相等）对数学的兴趣。但即使在那时，我也不认为我对他扮演了父亲角色。至于我对他或其他学生可能施加的、某种程度或另一种程度的影响力，那是我在与学生的关系中从未给予过关注的事情。（甚至直到今天，我仍然倾向于不对此留意，无论是与近几年与我共事的学生，还是与其他人。）当然，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学生与我之间的关系绝非「对称」的——意思是，至少在师徒关系期间（而且很可能在之后也是如此，在多数情况下），一个学生在我生命中的重要性，与我必然在他生命中所占据的重要性不可同日而语，这种关系在我与他的人格中所调动的心理力量也不可同日而语。除了那五六个案例——其中这些力量以明确可辨的对立迹象显现——我意识到，在二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我的各个学生以及后来的前学生们与我的关系之性质，对我来说仍是一个彻底的谜！况且，探究这些谜团并不完全是分内之事，而是他们每个人自己的事。但既然要对自己的本人感兴趣，可能还有一些比审视自己与前老板关系的来龙去脉更迫切的事情要看……无论如何，尽管我对学生没有表现出任何扮演父亲角色的倾向，但我或多或少在他们眼中被视为养父的情况应当并不罕见——鉴于我之前提到过的我特殊的心理「轮廓」，也鉴于一种局面的固有动力：在其中我至少也难免被视为长兄。

[◊ 71]无论如何，在我提到的几个案例中，这种学生与我之间关系的特殊色彩，对我来说是毋庸置疑的。在我的职业生涯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案例——无论是否有我的默契——我显然在更年轻的男男女女面前扮演了养父的角色，他们被我的本人所吸引，最初因相互的好感而与我联结，但绝无亲属关系。至于我自己的孩子，我内心对他们的父亲情结一直很强烈，从他们幼年起，他们就在我的生命中占有重要位置。然而，以一种奇异的讽刺，我的五个孩子竟没有一个接受有我作为父亲这一事实。在我得以深入了解的其中四个孩子的生活中——尤其是近些年——他们与我的这种分裂关系反映了他们自身的深层分裂；尤其是对他们身上一切使他们与他们的父亲我相似之处的拒绝……但这里并非探究这种分裂之根源的地方——这些根源既植根于破碎的童年，也植根于我的童年和我父母的童年；同样也植根于母亲的童年，以及她父母的童年。这里也非衡量其在他们的生活或他们孩子的生活中所造成的影响的地方……

(31) 令人气馁的权力

为了结束这趟对1948年至1970年间我在数学界人际关系的简要巡视，我还需要谈谈我与更年轻、多少算是初出茅庐的数学家的关系，他们因此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同事”身份，而我对待他们也并不扮演”老板”的角色。因此，这些是我在高等科学研究院（IHES）的研讨班上遇到了一两年的年轻研究者，或是在哈佛或其他地方讲授此类课程或研讨班时遇到的，有时也通过通信往来，例如当我收到一位年轻作者的作品，他期待我的评论，当然还有鼓励。

与初出茅庐的研究者的关系，是那种不如这些学生的”老板”角色显眼、但同样重要的角色的一部分——这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在那个时代，我并未像六七年来所做的那样意识到，对于一个知名数学家来说，这一角色代表着一种**权力，相当可观的。首先是鼓励、**激发的权力，它既存在于[◊ 72]明显出色的作品（但或许因表达笨拙或”手艺”不足而受影响），也存在于单纯扎实的作品中；它甚至存在于那些按照一位拥有强大能力、对该领域有久经考验的经验和渊博知识的长者的标准，只算得上非常微薄、甚或微不足道乃至毫无价值的贡献的作品中。

而令人气馁的权力同样存在，并且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任何作品行使。这正是Cauchy对待Galois，以及Gauss对待Jacobi——这种权力并非昨日才存在，杰出而令人畏惧的人物一直在使用它！如果历史给我们留下了这两个案例，那是因为那些深受其害的人拥有足够的信念和自信继续走自己的路，不顾那些在数学界呼风唤雨之人的不怀好意的权威。Jacobi找到了一家期刊来发表他的思想，而Galois则用他最后一封信的纸页充当了”期刊”。

如今，对于一个不为人知或鲜为人知的数学家来说，让自己出名无疑比上个世纪更加困难。而知名数学家的权力不仅存在于心理层面，也存在于实践层面。他有权接受或拒绝一项工作，也就是说：给予或拒绝为发表提供支持。无论对错，在我看来，“在我那个时代”，即1950年代和1960年代，拒绝并非没有转圜余地——如果作品呈现了”有价值的”结果，它就有机会得到另一位杰出人物的支持。如今，情况肯定不再是这样了，因为已经很难找到哪怕一位有影响力的数学家愿意（以他乐意的任何心态）审阅自己领域内的一项工作，当作者尚未获得声望或未被知名同事推荐时。

在过去几年里，我曾目睹一些有影响力的杰出数学家运用他们令人气馁和拒绝的权力，既针对那些显然应该完成的扎实工作，[◊ 73]也针对那些清楚显示出作者实力和原创性的大规模工作。有好几次，这样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人恰好是我以前的学生。这无疑是我在数学生涯中所经历过的最苦涩的体验。

但我偏离了我的主题，即审视在我还满怀信念地扮演”知名数学家”角色的时代，我是如何运用我所拥有的鼓励和令人气馁的权力的。我应该补充一点，在1970年之后，当我的科学活动以更为低调的方式继续，作为外省一所大学里众多教师中的一员时，这种权力并未因此停止存在，无论是对我的学生，还是（虽然确实很少）对偶尔的通信者而言。但就我当前的主题而言，只有我数学生涯的第一个时期才是重要的。

至于我与学生的关系，从我的第一个学生直到今天，我相信我可以毫无保留地说，我已经尽我所能鼓励他们从事他们所选的工作（23IV）。即使在今天，“老板”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很少是另一种情形，尤其当一位老板拥有培养出色学生的手段，并与他们共同开垦大片待耕的沃土时。有一件事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真实的：甚至存在这种极端情况——一位声名显赫的老板，以熄灭才华横溢的学生心中的数学热情为乐，而这股热情在他自己更年轻时也曾激励过他。

但我又跑题了！现在要审视的是我与那些并非是我的学生的年轻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一位知名人物身上的自我力量不太会驱使他去鼓励对方，因为前来求助的陌生年轻人的成功不会给——或很少会给——他自己的声望带来什么收益。恰恰相反，我认为仅凭自我力量的作用，在缺乏真正善意的情况下，几乎总会趋向相反的方向，即运用权力去打压、去拒绝。在我看来，这不正是一条普遍规律吗，它可以在[◊ 74]社会各个领域中都能看到：证明自己重要性的自我欲望，以及随之而来的满足所带来的隐秘快感，通常更为强烈、更受珍视——当一个人手中的权力有机会给他人带来失望乃至屈辱时，而非相反。这条规律在某些特殊情境中表现得尤为残酷，比如战争、集中营世界、监狱或精神病院，甚至在像我们这样的国家里那些收治各色人等的医院中……但即使在最日常的情境中，我们每个人都曾遇到过印证这条规律的态度和行为。对这些态度的纠正，首先是文化上的，来自特定环境中对何为”正常”或”可接受”行为的共识；另一方面则是非自我性质的力量，如对某个特定个人的好感，或有时是一种自发的善意态度，这种善意甚至独立于其所指向的对象本身。这样的善意无疑是罕见的，无论你在哪个环境中寻找。至于数学环境中的文化纠正机制，在我看来，它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已经严重削弱了。至少在我所了解的环境中，情况确实如此。

我确实是在执意远离我的主题，这并非一篇关于时代的论述，而是一场关于我自己、关于我与那些或多或少算是初入门径却并非我学生的研究者之间的关系的沉思。我不认为我所提到的”规律”有机会在这些关系中表现出来。出于一些在此无需深究的原因，似乎我身上的自我力量——与他人一样强烈——并没有在我的人生中选择这条以损害他人来彰显自身的道路（除了少数几个可以追溯到我童年时期的例子）。我甚至可以说，在审视过此事之后，我对他人的基本情感基调是一种善意，一种在能够帮助时就去帮助、在能够减轻痛苦时就去减轻、在能够鼓励时就去鼓励的愿望。即使是在像我与那位不得不提到的”不知疲倦的朋友”那样深刻分裂的关系中，我心中的自负也从未让我迷失到会想要伤害他的地步（哪怕是无意识的意图）。（我本有机会这样[◊ 75]做，而且”怀着世上最良好的良心”，当然。）而且我相信，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普遍的善意倾向（即便有时可能只是流于表面）也影响了我与数学界的交往，包括那些虽不算是我的学生、却可能需要我的支持或鼓励的初出茅庐的数学家。

我相信，至少在1950年代，一直到1960年代初，情况毫无例外都是如此。在我看来，至少在那些日子里，这种善意并不限于那些明显才华横溢的人，比如HeisukeHironaka或Mike Artin（尽管当时还没有任何名声能证明他们的能力）。但有可能在1960年代，在自我力量的作用下，这种善意或多或少地消退了。对于任何能够就此传达给我的见证，我将尤为感激。

我的记忆只给我还原了一个确切的案例，我即将讲到它，而除此之外，便是那著名的「迷雾」，它未曾凝结成任何其他确切的案例或事实，而更多的是向我传递某种内心的态度。每当有其他数学家「踩到我的地盘」，却丝毫没有要问我的意思，好像在他自己家一样时，我会感到某种恼怒，这个年轻的毛头小子！其实应该主要是些年轻人的情况，不太在行内，他们竟敢重新发现——有时确实是在些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一些我多年来早已熟知、而且是更高层面上的东西。这种情况应该不常发生，我想，但也许还是有过两三次，或许四次，我说不太准。正如我刚才所说，我只记得一个具体案例，也许是因为同一位年轻数学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多次重复了同样的情形。可以说，这位就职于国外大学的年轻研究者，在各方面都表现得极为得体，他把刚刚完成的工作寄给了我——我本该是最在行内的人。但每次我都反应冷淡，出于我说过的原因。我甚至无法确切地说，我是否曾坦率地告诉他，他所做的事情我早就知道，正因如此，他发表这些东西让我不快，却至少不在引言中对我稍加致意。当然，如果他是我的学生，这种作者的自负就不会起太大作用，一方面是因为与学生之间已经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 76]——不言而喻，学生的作品自然包含老板的想法，除非另有说明！我想这种情况应该发生了两次，甚至可能是三次，与同一位研究者，而每次我的态度都同样冷淡，同样令人气馁。我从未接受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推荐这位研究者的作品在某个期刊上发表，也没有担任过他的论文评审委员会委员（我记得好像有过这样的提议）。几乎就像我决定把他选为出气筒一样。最妙的是，他的作品每次都非常有价值——我认为写得也很用心，而且我没有理由假设那些他展开的想法不是他自己发现的，那些想法在当时还不那么普及，只有少数在行内的人（或多或少）「熟知」，比如Serre、Cartier、我以及另外一两人。让我无法理解的是，这位年轻同事（他当然最终获得了应得的博士学位和职位）竟然不厌其烦地一再找我这个每次对他「冷冰冰」的人，而且他似乎从未因此怨恨过我。不过我仍记得他有一次面对我的迟疑表现出惊讶，显然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若是指望我的解释，那可太难了！他长着一副漂亮的面孔，有点古典希腊风格，非常年轻——五官相当柔和、平静，让人联想到一种内心的宁静……现在我第一次试图把握他的个人与面容所传达的印象，我突然意识到，他真的和那位我提到过的「不知疲倦的朋友」非常相像；他们简直可以像兄弟一样——那位与我同龄的朋友带着微笑的基调，而这位研究者年轻二十岁，更多带些严肃的色调，但绝不悲伤。这种相像很可能起了作用，我把一种未能找到机会对另一个人表达的轻蔑投射到了这个人身上——另一个人因如此忠诚的友谊的标志而让我无从施展！而我的确需要一副非常厚实的铠甲，才不被这位必定讨人喜欢的年轻人那显而易见的诚意和与人为善的意愿所打动——他不厌其烦地一再找上门来，我却连一个微笑都吝于给予！

(32) 数学家的伦理

我昨天报告的那个案例，现在，在我终于费心[◊ 77]将其白纸黑字记录下来之后，在我看来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在某些方面比我先前报告的其他三个案例（无疑也同样是典型的）意义更大，在那三个案例中，自负的力量深刻地扰乱了我内心天然的善意和尊重态度。这一次，我利用了一个非常真实的权力位置（尽管我和所有人一样，假装忽视这种权力），用它来挫伤一位善意的研究者的积极性，并拒绝了一份值得发表的工作。这就是所谓的滥用权力。它并不因此不那么明显，即便不触犯刑法条款。幸运的是，当时的局势没有今天这样严峻，所以这位研究者能够——我认为没有太费周折——在某个比我更友善的同事的支持下发表了他的工作，他的数学家生涯也没有因我的滥用行为而受到严重干扰，更不用说被摧毁了。事后我对此感到欣慰，尽管并不想因此把它当作一个”减轻情节”。也许在更严峻的局势下，我会更加关注——但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假设，与这里的问题关系不大。不过，我仍然相信自己可以说，我内心并没有隐秘的恶意，没有我所说的那种由恼怒引起的伤害欲望。我对这种恼怒的反应是”本能的”，没有丝毫自我批判的意愿，也没有丝毫意愿去稍微看一看自己内心发生了什么，或者哪怕是看一看我的反应可能对他人生活产生的影响。我没有衡量自己所拥有的权力，而伴随这种权力的责任意识（哪怕是鼓励或阻止的权力）在这段关系中从未在我脑海中浮现过。这是一个典型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就像在科学界和其他地方一样，在每个街角都能遇到。

有可能，我所记得的这一类案例中唯一的一个就是一个极端案例，在少数其他类似案例之中。触发这种缺乏善意的态度的，是虚荣心的恼怒，它不耐烦看到”随便什么人”擅自闯入禁猎区，攫取那些只属于领地主人的微小猎物……这种恼怒有现成的理由，这些理由显得更高尚，可想而知。并不是我卑微的个人在作祟，而是对艺术和数学的热爱，这个年轻人甚至没有[◊ 78]天才的借口，反而是笨拙的类型，他会把一切搞砸，我们真不幸，如果他做事做得比我还好也就罢了，但我原先预想的美好安排，全部付诸东流，坦率地说，这也太不客气了……！在隐隐约约的背景中，始终有一个精英主义的主旋律：只有最优秀的人（比如我）才有资格进入我的领域，或者那些受这类人庇护的人！（至于不那么常见的情况，即确实是另一位大人物闯入了我的地盘，那就另当别论了——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在这个具体案例中，还有（我对此已不再有多少疑问）另一种同样方向的力量，完全是无意识的，它在我与早期那位不知疲倦的朋友的关系中已经强烈地发挥作用：对某种类型的人的一种自动排斥机制，这类人不符合我从母亲那里继承的”男子气概”的标准。但这一情况，虽然对理解我自己有其意义和趣味，但与我目前的目的相对无关：我当前的目标是在自己身上，在我仍属于某个圈子时的态度和行为中，找到我今天在那里观察到的深重退化的典型迹象。

如果我刚刚审视的这个案例在我看来比我缺乏善意和尊重的其他案例意义更大，那是因为在这个案例中，某种基本伦理在数学家的职业中被违反了（24）。在我早年被接纳的那个圈子，即Bourbaki圈子以及与Bourbaki亲近的人，我所指的这种伦理通常仍然是隐性的，但它却存在，是鲜活的，是（在我看来）一种不可触碰的共识的对象。唯一用清晰明确的语言向我表达过它的，据我回忆，是Dieudonné，大概是我第一次在Nancy受他款待的时候。可能他在其他场合还提到过。显然他觉得这是一件重要的事，而我当时一定也感受到了他所重视的分量，才能在今天，三十五年后，仍然记得。仅仅因为我的前辈群体的道德权威，以及Dieudonné——他当时显然表达了群体的共识——我必定在默然中接受了这种伦理，却从未对它有过片刻的反思，也没有理解它为何重要。说实话，我甚至从未想过，对之加以[◊ 79]反思或许是有益的，因为我早已深信，我的父母和我自己分别代表了一种伦理的、负责任的、而且经得起一切考验的（或者说几乎）完美化身（25）。

此外，Dieudonné并未对我长篇大论——这既不是他的风格，也不是他在Bourbaki中任何一位朋友的风格。他大概只是顺口对我提起，当作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他只是坚持一条最简单的规则，表面上看似无伤大雅，即：**任何发现值得关注之结果的人，都应有权利和机会将其发表，唯一条件是该结果尚未被发表过。**因此，即使这一结果已为一或多人所知，但只要那些人未曾费心将其白纸黑字地写下来并发表，使之可供（哼！）「数学界」使用，那么任何其他人（言下之意：包括那著名的「随便什么人」！）如果凭借自身途径发现该结果（言下之意：无论其途径、观点和视角如何，也无论它们在那些自认为更懂行的人看来是否「狭隘」……），就应有权以其自身的方式和视角将其发表。我依稀记得Dieudonné还补充说，如果这条规则得不到遵守，就会打开最严重滥用的大门——很可能正是在此场合下，通过他的讲述，我才知道了那个著名的历史案例：Gauss拒绝Jacobi的成果，借口说Jacobi的想法他早已熟知。

这条如此简单的规则，是对存在于Dieudonné（以及Bourbaki其他成员）以及在我自己身上的那种「精英统治」态度的根本矫正。遵守这条规则，是**正直的保证。**我很高兴可以说，根据我至今所了解到的一切，这一根本的正直在最初的Bourbaki小组（26）每位成员身上都保持完好。我发现，对于其他曾属于该团体或Bourbaki圈子的数学家来说，情况并非如此。它在我自己身上也未能保持完好。

曾向我谈起的那种伦理——Dieudonné以再平实不过的措辞——作为某个圈子的伦理已经死了。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个圈子[◊ 80]本身已随同那曾为其灵魂的正直一同死去。这种正直保留在了一些孤独的个人身上，并且在某些曾经丧失它的人身上已经或将会重新出现。它的出现或消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是彼此精神冒险的关键篇章之一。但上演这场冒险的舞台已经深刻改变。那个曾经接纳我、被我视同己出、我暗自为之自豪的圈子，已不复存在。使其珍贵的东西在我自身之中已经死去，或者说，早已被另一种性质的力量所侵蚀和取代，远在那支配它的默示伦理在惯例和信仰宣言中被公开否认之前。如果说我后来曾感到惊讶和愤慨，那只是出于刻意的无知。那个曾属于我的圈子传回给我的东西，携带着一个关于我自身的讯息，而我却一直乐于回避它，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