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II — 孤独的冒险

Alexandre Grothendieck

VIII — 孤独的冒险

概要

(46) 禁果

(47) 孤独的冒险

(48) 给予与接纳

(49) 分裂的确认

(50) 过往的重量

(46) 禁果

我不得不在笔记中中断了两天。经过仔细重读，我确信前面的场景确实是，grosso modo对现实的描述，这份描述现在需要更深入地挖掘。我尤其需要更准确地把握「沉思」和「数学」这两匹「马」各自的优点；同时也要试图理解，究竟是哪些事件或局势最终引发了「老板」下注时的「翻转」，对抗着那些更倾向于让他无限期地维持一个必输赌注的惯性力量。

或许也应该探探那孩子的偏好。如今已是共识，他时不时想换换游戏，而老板显然也起码具备一点灵活性，不至于不惜代价地强迫他总是玩这个而从不玩那个。这些年来，他学会了顾及孩子，与他协商，而不是等到锅子爆炸。这并非完全的和谐，但也不再是战争，而更像是一种真诚的谅解——偶尔的紧张反而倾向于使它缓和，而非加剧。

当不被过于强硬地反对时，那孩子本性上在偏好方面是相当灵活的。（这不像老板，他最终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到了晚年才学会了起码的一点灵活性……）但孩子的灵活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自己的偏好，并不意味着他对某件事的吸引力不比另一件事更强。

要看清、分辨清楚，往往绝非显而易见的是[◊ 122]孩子的欲望与老板的偏好，甚至老板一劳永逸地决定了的东西。当年我曾对自己说：冥想比数学更好、更重要、更严肃等等等等，出于这样那样的理由（想必是最中肯的），那是老板在事后给自己找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以说服自己下的注确实「是对的」。孩子不会说某样东西比另一样「更好」、「更重要」。他不善言辞。当他想做什么事，只要没人拦着，他就去做，不会去想这件事是否「重要」或「更好」。他的欲望因事而异、因时而异，有强有弱。要察觉他的偏好，听老板那套解释性的说辞毫无用处——当他声称代表孩子说话时，其实只能谈论他自己。只有观察孩子在游戏中的表现，才或许能窥见他的偏爱。即便如此，也并非那么一目了然：当他兴致勃勃地玩这个时，并不总意味着如果老板搭把手，他就不会兴高采烈地去玩别的。

显然，最吸引他的东西，是未知——是在夜的朦胧皱褶中追索，将未知之物——对他、对所有人都未知——带到光天化日之下。而且我觉得，当我加上「和所有人」时，这确实是孩子的欲望，而非老板的虚荣——他想惊艳众人也惊艳自己。另有一点也是共识：孩子每次从取之不竭的阁楼和地窖的昏暗中带回来的，都是些「显而易见」的、稚气的东西。这些东西越显得显而易见，他就越高兴。如果并非如此，那是因为他没有把活干到底，在黑暗与光明之间的半途停下了脚步。

在数学中，那些「显而易见」的东西，也是迟早有人必然会碰到的。它们不是可做可不做的「发明」。它们是始终已然存在的东西，人人都与之擦肩而过却未曾关注，宁可绕个大弯，或每次都跌跌撞撞地从上面跨过去。过了一年或一千年，不可避免地，总有人终将关注到那东西，在周围挖掘，把它刨出来，从各个角度察看，清理干净，最后[◊ 123]给它起个名字。这类工作——我的偏爱之作——每次都可能是别人去做，而且更何况，别人迟早必然会去做它总有一天（44）。

而对于自我的发现——在绝非集体性的游戏「冥想」中——则全然不同。我所发现的东西，世上没有任何别的人，在今天或在任何其他时刻，能够替我做出发现。发现它是我独有的使命，也就是说也是：承担它。那个未知并不注定会被知晓——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无论我是否费心去关注它。如果它在寂静中等待被知晓的时刻，如果有时，当时机成熟，我听见它在呼唤，那么只有我——我内在的孩子——被召唤去认识它。这不是一个暂缓待解的未知。当然，我可以自由地回应它的呼唤，或回避它，说「明天」或「改天」。但呼唤是对我的，而非对任何他人的；除我之外无人能听见它，无人能追随它。

每当我追随这呼唤，「这家企业」中总有些东西发生了变化，或多或少。效果是即刻的，并立即被感受为一种恩惠——有时是突如其来的解放，巨大的解脱，一个我往往甚至未曾意识到的重负，而它的真实正是通过这解脱、这解放才显现出来。在较小尺度上，这类体验在任何发现工作中都很常见，我曾有机会谈到过。然而，将自我发现的工作（无论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还是始终潜藏于地下）与其他一切发现工作区分开来的，恰恰在于它确实在「这家企业」本身中改变了某些东西。它不是量的变化——产量的增加，或者出作坊的产品在大小甚至质量上的差异。它涉及的是老板与童工之间的关系。也许老板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这除了他对工人、对孩子的态度之外还另有意义的话。比如他或许会不那么看重产量——但这也是他与工人关系的一个方面，源于某种此前他未曾有过的关切或尊重的出现。在我冥想的所有情况中，变化都是在[◊ 124]朝着澄清与缓和的方向，在老板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中。除了在某些情况下冥想流于表面——那些仅仅在紧迫而有限的需求压力下进行的「应景」冥想——澄清持续至今，缓和也一直持续。

这赋予了自我探索的工作一种意义区别于任何其他探索工作，尽管许多本质方面是共通的。在自我认识以及自我探索的工作中，有一个维度使它们区别于任何其他认识和任何其他工作。也许这就是«禁果»知识之树的。也许冥想对我的吸引，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向我揭示的那些奥秘的吸引，正是禁果的吸引。我跨过了一道门槛，在那里恐惧消失了。认识的唯一障碍是一种惯性，一种有时相当巨大、但有限的惯性，绝非不可克服。这种惯性，我几乎每一步都能感受到它，阴险而无所不在。它有时令我恼怒，但从未让我气馁。（正如在数学工作中，它同样是主要障碍，但分量不可比拟地轻微。）这种惯性成为游戏的基本要素之一；更确切地说，是主角之一，在这场微妙且全然不对称的游戏中，游戏包含两个——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三个主角：一边是奋力前冲的孩童，和（充当惯性的）老板在竭力拖后腿（同时假装并不在场），另一边是惊鸿一瞥的美丽未知者的形式，充满奥秘，既近又远，既在躲避又在呼唤……

(47) 孤独的历险

这种对”静观（méditation）“的着迷曾对我产生过巨大的力量——强大程度堪比往昔对”女人”的吸引，后者似乎已被前者取代。我刚写下”曾产生过”，并不意味着这种着迷如今已然熄灭。在我潜心于数学（mathématiques）的一年里，它只是退居幕后。经验告诉我，这种局面可能在一夜之间翻转，正如这种局面本身正是一场全然出乎意料的翻转的结果。事实上，在我经历的四个漫长的静观时期中（其中一段持续了近一年半），于我而言，理所当然的是我将沿着这股势头一直继续下去，直到我[◊ 125]的最后一息，去尽可能远地探询生命之谜与人类存在之谜。当笔记堆积成令人叹为观止的一摞摞，几乎要淹没我的工作室时，我最终甚至定制了一件家具来安放它们，并且留出了充足的余量（通过一个快速的算术级数（progression arithmétique）计算），以容纳那些在岁月中很快就会陆续加入的笔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预留了大约十五年的余量（这已经相当可观了！）。这位老板把事情办得井井有条，论后勤，那真是漂亮的后勤！此外，对与静观工作或多或少相关的所有个人文件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理也是他在偏好与投入的转向之前，着手并（几乎）圆满完成 的最后一项工作。不禁让人怀疑他心中是否别有深意，是否已经预见了一卷卷的*《数学反思》（Réflexions mathématiques）*填满那些据说预留给未来”笔记”的空书架。

诚然，对静观、对自我发现的激情是如此广阔，足以填满我的余生。同样真实的是，数学的激情尚未燃尽，但也许这种饥渴将在未来几年中最终得到满足。我内心有某种东西希望如此，并且感受到数学是一种障碍，阻碍了我去追寻一场唯有我才能继续的孤独历险。而且我内心的这种”某种东西”似乎并不是老板，也不是老板的某种意欲（老板本质上就是分裂的）。在我看来，数学的激情仍带着老板的印记，而且无论如何，追随它使我的生命在一个封闭的圆圈中运转；在一个安逸，在一个惯性，肯定不是一种更新。

我曾追问，数学激情在我生命中这般顽强的持续究竟有何意义。当我追随它时，它并未真正填满我的生命。它带来喜悦，也带来满足，但其本身的性质并不足以带来真正的绽放与圆满。如同一切纯粹理智的活动，高强度、长时段的数学活动具有一种相当使人愚钝的效果。我在他人身上察觉到了这一点，尤其在我每次重新投入其中时，在自己身上也察觉到了。这项活动是如此支离破碎，它所调动的只是我们直觉与感受能力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以至于这些能力因[◊ 126]久不使用而变得迟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并未意识到这一点，而且显然，我的大多数同事当时也并不比我更能意识到。似乎正是从我静观以来，我才开始留意到这件事。只要稍加关注，它就显而易见——**大剂量的数学使人迟钝。**即使在两年前那次静观之后，以及半，在那次静观中数学激情被承认为一种激情，是我生命中一件重要的事——如今当我投身于这种激情时，仍存有一分保留，一分迟疑，并非全然的交付。我知道，所谓的”全然交付”实际上是一种放弃，是追随惯性，是一种逃避，而非交付。

对于静观，我内心没有一丝这样的保留。当我投身其中时，我是全然投入的，这交付中没有丝毫分裂的痕迹。我知道，在交付中，我与自己、与世界完全和谐——我忠于自己的本性，“我即是道”。这种交付惠及我自己，也惠及一切众生。它打开了我通向自我也通向他人之路，以爱解开我内心仍纠结的部分。

冥想让我向他人敞开，它有能力解开我与他人之间的纠葛，即使对方仍然困于其中。但能与人交流冥想工作——交流这项工作让我认识到的这样那样之事——的机会极为罕见。这绝非因为它们是”过于私人的”事情。打个不完美的比方：我只能与具备必要功底、且在同一时刻也愿意对此产生兴趣的数学家，交流我当时感兴趣的某个数学问题。有时我会连续数年沉迷于某些数学事物，却遇不到（甚至不想去找）另一位能与之交流的数学家。但我很清楚，如果我去寻找，我会找到；即使找不到，也只是运气或机缘问题；我所感兴趣的东西，必定也会引起某人甚至某些人的兴趣——无论是十年后还是一百年后，归根结底并不重要。正是这一点赋予我的工作以意义，即使这项工作是在孤独中完成的。如果世界上没有其他数学家，也不再会有其他数学家，我不认为做数学对我还能保持意义。[◊ 127]——我猜想对其他任何数学家，或任何其他领域的”研究者”而言，情况并无不同。这印证了先前的观察：对我而言，“数学中的未知”是某种尚无人知晓的东西——它不依赖于我个人，而依赖于一种集体现实。数学是一场集体的冒险，持续了数千年。

就冥想而言，要交流它，“功底”的问题并不存在；至少在我目前所处的阶段如此，而且我怀疑它永远不会成为问题。唯一的问题在于他人身上是否存在一种兴趣，能回应我身上的兴趣。因此这是一种对自身和他人内在真实发生之事的好奇，超越严谨的外壳——只要真正有兴趣去看它们掩盖着什么，这些外壳就藏不住多少东西。但我学到的是，一个人身上出现这种兴趣的时刻——“真理的时刻”——是罕见而稍纵即逝的。当然，遇到那些所谓”对心理学感兴趣”的人，他们读过Freud 和Jung 以及许多其他人的著作，并且巴不得进行”有趣的讨论”。他们随身携带着这种功底，或重或轻，也就是所谓的”文化”。这构成他们自我形象的一部分，并强化了这一形象——他们从不审视这一形象，正如另一个对数学、飞碟或钓鱼感兴趣的人一样。我刚才想说的，并非这种”功底”，也非这种”兴趣”——尽管同样的词语在此指向性质不同的事物。

换一种方式说：冥想是一场孤寂的冒险其本质就是孤寂的。不仅工作是孤寂的——我认为一切发现性工作皆是如此，即使它是在集体工作中进行的。但认识诞生于冥想工作，是一种”孤寂的”认识，一种无法被分享，更遑论”交流”；即便能被分享，也只在罕见的时刻。这是一种工作，一种认识，它们逆着最根深蒂固的共识而行，令每一个人都不安。这种认识当然可以用简单而清晰的语言来表达。当我向自己表达它时，我在表达中学习，因为表达[◊ 128]本身也是一项工作的一部分，由强烈的兴趣所承载。但这些同样简单而清晰的词语，在它们撞上冷漠或恐惧紧闭的大门时，却无力向他人传达意义。即使梦的语言——拥有截然不同的力量和无尽的资源，由一位不知疲倦而慈爱的做梦者不断更新——也无法穿越那些大门……

凡冥想必是孤寂的。如果有一丝一毫在意任何人的认可、确认或鼓励，就不可能有冥想工作，也不可能有自我发现。有人会说，在任何真正的发现性工作中，在工作发生的当下，情况也是如此。诚然。但在工作本身之外，他人的认可——无论是亲近的人、同事、还是自己所处的整个圈子——这种认可对于工作在其投身者生命中的意义是重要的。这种认可、这种鼓励，是最强有力的激励因素之一，它们使”老板”（借用这一形象）毫无保留地开绿灯，让小家伙尽情投入。正是它们决定了老板的投入程度。我自己对数学的投入也是如此——受到以下这些人的善意、温暖和信任的鼓舞：Cartan、Schwartz、Dieudonné、Godement 以及之后的其他人。它什么也”挣不来”。它当然结出果实，但不是老板所渴望的那种。当老板在这件事上不欺骗自己时，他显然不会投资于冥想——老板天生是群居的！

唯有孩童，天性便是孤寂的。

(48) 给予与接纳

昨天谈及冥想孤独的本质时，一个念头轻轻掠过我的心头：这些我已写了近六周的笔记，最终已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冥想，却终究是为了出版而写。这必然在许多方面影响了冥想的形式（forme），尤其是对简洁的追求，以及对审慎的在意。冥想的一个核心面向——即在工作的当下对内心所发生的一切保持持续的关注（attention）——仅仅偶尔浮现，且流于表面。这一切必定[◊ 129]影响了工作的进程与质量。然而我仍感到它具有冥想的品质，首先在于其果实的性质——一种对自我的认识（在此，主要是对某段过往的认识）的浮现，而这认识我此前一直回避。另一个方面是自发性：对于反思自发聚集而成的近五十个”章节”或”段落”，我在开始写下任何一个时都无从预知其内容；每一次，内容只在写作途中才逐步显现，每一次工作都揭示出新的事实，或以新的光芒照亮了此前被忽视的事实。

这项工作的最直接意义，是与自我的对话，因而也就是一种冥想。然而，这段冥想注定要被出版，更要作为*《数学反思》（Réflexions mathématiques）*的序曲——这绝非无足轻重的偶然情况，并非在工作进程中形同虚设。对我而言，它构成了这项工作意义的核心部分。如果说昨天我暗示老板（patron）必定从中获益（他可是精于”从中获益”的大师，几乎无所不能！），这绝不意味着其意义仅限于此——仅限于那著名的三条腿的马的一次迟来的、近乎死后的”回归”！我不止一次感到，一个行为深层的意义有时超越了激发它的（表面的或隐藏的）动机。在这”回归数学”中，我隐约看到了另一层意义，而不仅仅是在某个时刻、出于某些原因出现在我身上的某些心理力量的总和结果。

我正在进行的这段”冥想”，是为了献给我在数学世界里认识并爱过的人们——如果说我感到这是那隐约瞥见的意义的重要部分，并非出于期盼这份赠礼会被接纳。它是否被接纳，不取决于我，而只取决于它所面向的人。它被接纳与否，我当然并非无动于衷。但这并非我的责任。我唯一的责任，是在我所给予的赠礼中保持真实——也就是说，做我自己。

冥想让我认识到的，是那些谦卑浅显的事物，那些其貌不扬的东西。也正是那些我在任何书籍或论著中都找不到的——无论它们多么渊博、深刻、天才——那些没有任何他人能为我找到的东西。我曾向一片”迷雾”发问，我[◊ 130]费心去倾听它，我学到了一条关于”体育精神”及其显而易见之意义的谦卑真理——无论是我与数学的关系，还是我与他人的关系。即便我”原原本本地”读过《圣经》、《古兰经》、《奥义书》，再加上PlatonNietzscheFreud 和Jung，即便我成为学识博大精深的奇才——这一切也只会让我远离那份真理——一个孩童般的、显而易见的真理。即使我将 Christ 的话重复百遍：“像小孩子一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并加以精妙的评注，那也只会让我更加远离内心的孩童，以及那些令我不适、唯有孩童才能看见的谦卑真理。正是这些东西，我所能奉献的最好的东西。

而我深知，当这样的东西以简单明澈的言辞说出并奉献时，它们并不会因此就被接纳。接纳，并非仅仅是接收一条信息，带着尴尬甚至兴趣：“哎呀，谁能想到……！“，或是：“毕竟也没什么可惊讶的……”接纳，往往是在给予者身上认出自己。是通过他者的人，与自我相识。

（49）一种分裂的确认

这段关于当前工作的意义、关于给予与接纳的简短思考，在思绪的流动中仿佛一段离题；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对某些方面的例证，这些方面将”沉思”与任何其他发现工作——尤其是数学工作——区分开来。我昨天意识到，这些方面具有双重效应，即两种效应方向相反：对”孩子”有一种独特的着迷，对”老板”则全然无兴趣。这种双重效应似乎是在事物的本性之中，完全无法通过任何妥协或安排来减轻。无论怎么做，当孩子追随其真正的偏爱时，老板都得不到满足，一丁点都没有！

无疑，这就是已经发生的翻转的意义所在——它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将我生活中的沉思一扫而空（除了”应景沉思”，如三个月前那次）。我并不认为因此这些年就必须完全贫瘠，正如过去的一年也并非贫瘠。但同样真实的是[◊ 131]我在其中所学到的东西（数学之外）微乎其微，与我此前四年中任何一年所学到的相比，实在微不足道。奇怪的是，我所经历的每一段漫长的沉思时期，都是充盈丰沛的时光，没有任何迹象能让人怀疑我内心还有什么东西感到受挫。然而，如果锅子爆炸了，那是因为某处存在着压力，而这种压力不可能是当天才出现的；它一定在数周或数月前就已经存在，在我视野之外的某处，一直持续着，而我当时正全神贯注、完全沉浸在沉思之中。

但此刻我任由笔（或者说，打字机）的势头带着自己跑。现实是（除了最后一段沉思时期——它在全盛之际被一系列事件和环境所打断），沉思的强度从某个时刻起逐渐衰减，就像一道波浪即将被另一道波浪所接替另一道正在准备接替它的波浪……说真的，充盈感也遵循着同样的运动，区别只在于它只出现在沉思之浪的时期，而不是数学之浪的时期。

我试图把握的局面，在我看来已不再是冲突的局面，但显而易见的是，它仍然包含着冲突的种子、冲突的潜能。如今对我来说，通过它对我生命轨迹的影响，它也许是我身上一种分裂的最显眼的标志。这种分裂不是别的，正是老板与孩子的分裂。

我无法终结它。既然它在这次显现中已被清楚察觉，我现在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对其保持警觉，在未来的岁月里追踪它的迹象与演变。也许这种对数学的热情——不得不说有些不合时宜——将在燃烧中耗尽自身（正如我心中另一种热情已然耗尽……），从而为唯一剩下的热情——发现自我与发现我的命运——让出空间。

这种热情广阔无垠，我说过，足以充盈我的生命——而我整个的一生，肯定也不足以穷尽它。

(50) 往昔的重量

几天前，我终于完成了对*《收获与播种》*——此前一个多月里，我一直以为[◊ 132]即将在接下来几天内完成。即便是这一次，在完成了”最后的收尾”之后，我仍不完全确定是否真的完成了——事实上还有一个我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理解究竟是哪些事件或情势最终触发了’老板’投入的’翻转’“，使之偏向数学而非沉思，对抗着巨大的惯性力量。并非刻意为之，我的思绪在这最后几天里带着某种执著一再回到这个问题上——尽管我已经开始涉足其他完全不同领域的问题，包括数学问题（共形几何（géométrie conforme））。不妨趁这”沉思冲刺的尾声”，再深入挖掘少许，清出一片空地。

当我试图”凭直觉”回答为什么”我重新投身数学”时（指一次重大的、预计将持续长期——至少数年——的投入），脑海中浮现出几种联想。其中或许最强烈的，与六七年来我在教学活动中逐渐感受到的长期挫败感有关。那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是，自己处于”大材小用”，甚至常常是将自己最好的部分投入给那些郁郁寡欢的学生，他们对我所能给予的东西毫不在意。

我随处都能看到美妙的事情可做，它们只等着被完成。往往只需微不足道的知识储备就能着手，是这些事情本身在告诉我们，需要发展怎样的语言来把握它们，需要掌握怎样的工具来深挖它们。仅仅因为与数学保持定期接触（无论水平多么有限）——源于教学活动——我就无法不去看到它们，即使在我对数学的兴趣最为边缘的人生时期也是如此。在每个瞥见的事物背后，只要稍加挖掘，就会有更多美妙的事物浮现，它们覆盖并又揭示出更多事物……无论是在数学领域还是其他地方，只要带着真正的兴趣去注视，就能看到一种丰富显露出来，一种我们预感无穷无尽的深度敞开。我所谈的挫败感，正是无法将这种丰富——这种深度——哪怕只是一丝火花传达给我的学生，无法让他们产生至少去探索手边事物的欲望，无法让他们在已经决定投入于所谓”研究”活动的几个月或几年里尽情享受乐趣，为了[◊ 133]准备这样那样的学位。除了十年来我带过的两三个学生外，似乎连”尽情享受”这个念头本身就让他们害怕，他们宁愿成年累月地无所事事、原地踏步，或者痛苦地做着鼹鼠般的工作——既不知其来龙去脉也不问其前因后果——只要最终能拿到学位就行。关于这种创造力的瘫痪，还有很多话可说——它与”天赋”或”才能”的有无毫无关系——这又接续到我反思的最初部分，当时我顺带触及了此类障碍的深层原因。但这不是我在这里要讨论的，我在这里要做的，是确认一种长期挫败感的状况——这些情形在过去七年的教学活动中不断重复，最终在我内心造成了这种状态。

“解决”这种挫败感的显而易见的方式——至少就我内心的”数学家”而非教师而言——就是亲自去做那些我最终已不指望任何一个学生会接手的事情。事实上，我在这里那里已经多少做过一些，无论是利用教学之余偶尔花上几小时甚至几天的思考，还是在强烈的数学饥渴期（有时如真正的大爆发……），持续数周或数月。这种零星的、间歇性的工作，通常只能对一个问题进行最初步的粗加工，获得一种最为零碎的洞见（vision）——确切地说，是对待完成的工作有了更清晰的洞见，而工作本身却始终有待完成，并且因为被看得更清楚，反而显得更加紧迫。两个月前，我给出了一个关于主要主题的整体纲要，这些主题我已经开始有了些许把握。那就是*《一个纲领的草图》（Esquisse d’un programme），我已经有机会提到过它，它最终将附在本反思中，共同构成《数学反思》（Réflexions mathématiques）*。

很清楚，仅靠这种（可以说是”私人的”）勘探工作，远不足以化解我的失意。这种”未被充分使用”的感受无疑表达了渴望（我认为，这源于自我，即”老板”的渴望）去施加一种作用。这里所说的作用，较少是对他人（比如说，对我的学生）施加的作用——让他们[◊ 134]行动起来，与他们”交流某些东西”，或帮助他们获得某种文凭，以便申请某些职位等等）——而是”作为数学家”的作用：为发现那些未曾预料到的事实、为催生某种理论等做出贡献。这立刻让人联想到之前已经确认的一个事实：数学是一项”集体冒险”。如果我审视自己近十年来从事数学时的心态——在我生命中的这段时期，我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会重新开始发表论文，也差不多清楚无论现在还是未来的学生都对我的勘探工作毫无兴趣——我随即发现，这绝非一个仅为个人乐趣而做事的人的心态，也不是被某种只关乎自身的内心需求所驱动，而与旁人无关。当我做数学时，我相信在内心的某个深处，我清楚地知道这些数学是为了传达给他人，是为了成为某种更宏大事业的一部分——我参与其中，而这件事绝非个人性质的。这种”东西”，我可以称之为”数学”，或者更好地说，“我们对数学事物的认识”。这里的”我们”一词，首先具体地指的是我所认识的、与我有着共同兴趣的数学家群体；但毫无疑问，它也超越了这一小群体，正如它超越了我个人一样。这个”我们”指的是我们的物种——就其本身而言，通过历代某些成员，它一直关注并且仍在关注着数学对象世界的现实。直到此刻写下这些文字之前，我从未想过这种”东西”存在于我的生命中，更不用说去审视它的本质，以及它在我的数学家和教师生涯中所扮演的角色了。

我前面提到的那种施加作用的渴望，在我看来，在我的数学生涯中呈现为以下形式：将那些无人知晓的事物从阴影中引出——不仅是我个人不知道的（如前所述），而且，还要将其置于所有人可及之处，从而丰富共同的”遗产”。换言之，这是为超越我个人的那种”东西”或”遗产”的扩展与丰富做出贡献的渴望。

在这种渴望中，当然，通过自己的作品来扩张自我的渴望也并非缺席。通过这一面，我重新看到了对”增长”的贪求，[◊ 135]对”扩大”的贪求——这是自我、“老板”的特征之一；这便是它那具有侵略性、甚至最终是破坏性的一面（44’）。然而，我也意识到，想要增加那些（无论短暂还是长久）或多或少将以我的名字命名的事物的数量，这种渴望远不能穷尽或涵盖那种更宏大的渴望或力量——那种推动我为丰富共同遗产做出贡献的力量。在我看来，这样一种渴望即使在自己的角色保持匿名的情况下，也能得到满足（即使不是”在我的事业中”——那里的”老板”仍颇具侵略性——至少在一个更为成熟的数学家那里是如此）。这或许是自我扩张倾向的一种”升华”形式——通过认同于某种超越自身的事物。除非这种力量本身并非自我性质，而是更为精妙、更为深刻的——它表达了一种深层需求，独立于任何外在条件，它证明了个人生命与整个物种生命之间的深刻联系，这种联系正是我们个体存在意义的一部分。我不知道，而且我在这里的目的也并非探究如此宏大的问题。

我在此的目的，毋宁说是（以更为谦逊的视角）审视一个关乎我个人的具体处境：一种失意的处境，通过零星的数学活动获得部分且暂时的宣泄。因此，处境的逻辑迟早会迫使我交流我所发现的东西。由于直到去年，我还完全不愿为我热爱的数学投入那种大规模、长期的努力——而这是通过细致的”案头工作”来”开发”我所发掘的矿藏、以出版为目的所必需的——那么剩下的选择，便是与某些数学家朋友——那些足够”跟得上”的——交流那些至少是我最在乎的东西。

我想，如果在过去十年间，我找到了一位数学家朋友，他相对于我扮演着对话者和信息来源的角色（正如Serre在很大程度上所扮演的那样，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漫长岁月里），同时又充当中转站来传递我能够传达给他的”信息”（一个Serre昔日无须扮演的角色，因为那时我自己承担了这一切！），那么我”在数学中施加影响”的欲望本会得到充分的满足，从而化解我的挫败感，同时我只需满足于[◊ 136]在数学上投入零星而适度的精力，将绝大部分留给我的新激情。我第一次带着这样的期待（至少在我内心是隐含的）去找一位数学家朋友是在1975年，最后一次是在1982年，一年半前。有趣的巧合是，这两次都是为了试图”投放”（以期它能够被传达，谁知道呢，最终得到发展！）同一个同调（homologique）代数与同伦（homotopique）代数的”纲领”，其最初的萌芽可追溯到1950年代，并且早在1960年代末之前就已完全”成熟”（根据我内心的确信）；该纲领的一个初步且粗略的发展正是这部*《Poursuite des champs》*的主题，我此刻本该为之撰写引言！无论如何，出于每个情况可能相当不同的原因，我试图重新建立一种”特殊对话者”关系（就像1970年之前曾有过的那样）的努力，与Serre，以及与Deligne，都无果而终。然而一个共同的情况是，我愿意投入数学的时间相对有限。在我提到的两次情况中（1975年和1982年），这无疑导致了交流的不顺畅。事实上，我主要是想”投放”某种东西，而不太操心付出必要的努力去”（重新）了解现状”，以便自己能成为对对方而言令人满意的对话者——对方在同伦的常用技巧方面，比我”懂行”得多（至少可以说！）。

我可以把充当*《Poursuite des champs》第一章的《致……的信》（去年二月的信，距今仅一年多）视为我最后一次尝试，在我的一位旧友那里为我现在的一些思想和关切寻找回音。在这封信中开始的（或者更确切地说，重新开始的）思考的延续，后来将成为（我在数周之内都未曾料到）自1970年以来第一部注定要发表的数学文本。直到将近一年之后，我才收到对这封内容充实的信的间接反应（比较注38）。这封信比迄今为止从任何一位数学家同事那里收到的信都更有说服力，让我感受到对我的卑微之人的某种态度——自从我离开那个曾与他们共同属于的圈子以来，这种态度在我的数学家朋友中已变得司空见惯。在这封来自我以朋友相称之人的信中，在温暖同情的姿态下，存在着一种蓄意的[◊ 137]嘲讽，它以特别强烈的方式让我想起了一件我近年来逐渐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的事情。此前，我主要是在数学”大世界”中，尤其是曾经与我关系或近或远的朋友中，注意到了对本人自身的疏远（45）。这不再是个人层面的疏远，而是一种共识，带有潮流的性质，在多少算是”懂行”的人之间被视为理所当然：那种以千页篇幅打包的数学，以及我在十年或二十年里不断向人们灌输的概念（46,47），归根结底并不太严肃；那里有很多嗡嗡作响却没什么价值的东西，而且除了大量关于general non-sense*概形（schéma）概念和平展（étale）上同调（cohomologie）的冗长论述（唉，人们愿意承认，它们有时确实有其用处），至少遗忘其余部分更为仁慈；而那些不顾良好品味和显而易见的严肃性标准，仍假装吹响这种格罗滕迪克式号角的人，无论是否公开承认，都应与他们的”大师”归为一类，如果他们受到应有的对待，那只能怪他们自己……

无疑，自1976年以来向我传来的（我刚刚”明文”转录的）那许多这方面的回响（50），尤其是近两三年来，终于唤醒了我心中一根在最近十年里有些沉睡的好斗之弦。它们像条件反射一样激起了我投入混战的欲望，想要堵住那些什么都不懂的毛头小子的嘴——说到底，这完全是头公牛式的愚蠢反射：只要在它面前抖一抖一块红布，在它鼻子前晃动，它立刻就会忙乱起来、开始冲撞，忘了自己原本正安安静静走着的、属于自己的路！不过我仍然认为，这个反射相当浮于表面，单凭它本身还不足以让我动起来。况且幸运的是，做数学比冲向一块红布然后被四面刺穿要有魅力得多。但是做数学——不顾一切地坚持一种属于自己的工作风格和对待事物的方式——这也同样是”投身混战”；这是在面对蔑视和排斥的信号时确认自我——这些信号无疑是对我的老朋友们感到或自以为在我身上感受到的蔑视的回应，即便不是针对他们本人，至少也是针对一个[◊ 138]他们继续毫无保留地与之认同的圈子。因此，这多少也是在追随那块红布，而不是走我自己的路。

这个念头在最近几周里曾多次浮现，而今天的沉思或许主要是朝着审视这一面向而展开的。途中又浮现出另一个面向，其中自我（moi）的力量无疑也占了很大一部分，但它并不像一种单纯的好斗反射。更像是深藏于我内心的一种欲望——我此刻还未能清晰地辨别其本质——那就是为我过去十到十二年间所做的数学工作赋予意义，或者看着它获得全部的意义；而这种意义（我深信不疑）不能归结为一种私人乐趣或个人冒险。但即使这个欲望的本质尚不清楚——因为我还没有抽空去更仔细地审视它——这番沉思已足以向我表明，正是在这个欲望之中，才真正存在着那股压在我身上、推动着我、可以说是迫使我投入数学的力量——那股”翻转”的力量。无论有没有那块红布，它都会同样地起作用。如果它是对某种过往的留恋，那也是这最近十年的过往，是”1970年之后”的过往，而不是那些已经白纸黑字写下、已成定局的事物——那些1970年之前的东西。

说到底，我内心对这些事物——对”后人”将如何对待它们——没有丝毫忧虑（尽管是否真会有后人尚存疑问……）。我对这段过往感兴趣的，完全不是我在其中做了什么（以及它拥有或将拥有怎样的命运），而是那些尚未完成的事——在当年我眼前那广阔的纲领中，只有极小一部分通过我和那些有时愿与我并肩的朋友、学生的努力得以实现。这个纲领本身，在我没有预见也没有刻意追求的情况下，随着我对数学事物的洞见（vision）和方法的更新而不断更新。年复一年，重点既在主题上转移，也在我的意图本身发生转变：不再是完成那些宏伟的任务缜密的基础工作，我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探测那些奥秘最令我着迷的奥秘——比如”动机（motifs）“的奥秘，或是Galois 在Q‾\overline{\mathbb{Q}}上的ℚ的”几何”描述。沿途，当然，[◊ 139]我至少无法避免在这里或那里勾勒一些基础，就像我（在其他著作中）在《La longue marche à travers la théorie deGalois》中所开始做的那样，或者像我在*《Poursuite des champs》*中所做的那样。然而，意图已经改变，表达它的风格也已改变。

换句话说：在过去这十年里，我在数学事物的世界中隐约瞥见了一些神秘而极其美丽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属于我个人，它们生来就是为了被传达——我隐约看到它们的意义本身，我这样感觉到，就在于去传达它们，让它们被接续、被理解、被吸收……但传达它们——哪怕仅仅是向自己传达——也意味着深化它们、多少发展它们——这是一项工作。我当然知道，即使我还有一百年可以投入，我也不可能把这工作做完。但今天我不必操心，在我余生探索世界的岁月中，我将投入多少年或多少月来做这项工作——因为还有一项别的工作等着我，而这工作只有我才能做。安排我生命的季节，这不在我的能力之内，也不是我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