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 — 双面

Alexandre Grothendieck

IV — 双面

概要

(16) 沼泽与前列

(17) Terry Mirkil

(18) 二十年自负——或不知疲倦的朋友

(19) 没有爱的世界

(20) 没有冲突的世界？

(21) 公开的秘密

(22) 布尔巴基（Bourbaki），或我的巨大机遇——及其反面

(23)De Profundis

(24) 我的告别——或陌生人

(16) 沼泽与前列

但我尚未完成这一反思，关于轻蔑的出现及其发展进程中我所扮演的角色，在这个我继续轻快地称之为「共同体[◊ 37]数学的」。正是这一反思，我现在感到，是我能够奉献给那些我曾在这个世界里爱过的人的最好的东西，在我准备——当然不是回到那里，而是再次在那里表达自己——的时刻。

我尤其认为还需要审视的是，我与那些曾是这个世界一部分的人们之间保持着怎样的关系，他们曾是那个世界的一部分，在我也曾像他们一样是其中一员的时代。

现在回想起来，令我惊异的是，在这个世界里有一整个部分的人，我虽定期与他们接触，他们却逃过了我的关注，仿佛不存在一般。那时我大概把他们视为一种「沼泽」，在我心中没有明确的功能，甚至连「共鸣箱」的功能都没有——如同一片灰色的、匿名的群体，那些在研讨会和学术会议上总是坐在最后一排的人，仿佛他们天生就被分配到了那里，那些从不在演讲期间开口提问的人，他们事先一定确信自己的问题只会不得要领。如果他们向像我这样被认为是「圈内人」的人提问，也是在走廊里，当明显看得出「专家们」并不打算彼此交谈的时候——他们那时会匆匆提问，仿佛踮着脚尖，像是羞于占用我们这样重要人物的宝贵时间。有时问题确实不得要领，我那时会试着（我想）用几句话解释为什么；但通常问题也很切题，我也尽我所能回答，我相信是这样。两种情况下，在这种状态（或者我该说，在这种氛围中）下提出的问题，很少会接着有第二个问题来澄清或深化它。也许我们这些前排的人，在那些场合确实太过匆忙（即使我们有时肯定努力不表现出来），以至于面对我们的恐惧无法消散，无法让一场交流产生。我当然感觉得到，就像我的对话者也同样感觉得到，我们所处的这种处境有多么虚假、做作——尽管我当时从未对自己明言过这一点，而他大概也从未对自己明言过。我们两个都像奇怪的自动机一样运转着，一种奇怪的默契联系着我们：那就是假装无视我们其中一人所感受到的——被另一人隐隐察觉到的——这一丝[◊ 38]焦虑在弥漫着焦虑、充满各个角落的空气里，所有人肯定都像我们一样感知到，而所有人都一致选择忽视（13）。

这种对焦虑的模糊感知，直到1970年第一次「觉醒」之后才在我心中变得清晰，就在那时，这个「沼泽」走出了我一直乐意将其保持的阴影。这并非出于任何刻意的决定，也不是我立刻意识到的，但就在那时，我离开了一个圈子进入了另一个——从「前排人」的圈子进入了「沼泽」：突然间，我的大多数新朋友恰恰是那些一年前我还会默然归入那片无名无状之地的人。这个所谓的沼泽突然生动起来，因那些通过一段共同的冒险——另一段冒险！——与我相连的朋友的面孔而获得了生命。

(17) TerryMirkil

说实话，早在那个关键转折之前，我就与一些同伴（后来成了”同事”）建立了友谊，如果当时有必要问我这个问题（而且如果他们不是我的朋友……），我大概会把他们归入”中间派”。是这次反思，以及我翻寻记忆，才让我回想起来，让散落的记忆得以汇聚。我是在最初的那段时间认识这三位朋友的，当时我像他们一样在南锡学习这门手艺——因此那时我们还处于同一个篮子里，还没有任何东西将我标记为”杰出人物”。这大概不是偶然，在随后的二十年里也没有再有过这样的友谊。我们四人都不是本地人，这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纽带——我与那些像我一样空降到南锡的年轻”高师人”的关系则疏远得多，我们只在学院里见面。我的三位朋友中有一人一两年后移居南美。他和我一样是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副研究员，我隐约觉得他并不太清楚自己究竟在”研究”什么，长此以往，他在CNRS的处境变得有些微妙。我们偶尔见面或通信，后来终于失去了联系。我与另外两位朋友的关系持续时间更长，也更加深厚，远不那么肤浅。我们的数学兴趣在其中只扮演了最微不足道的角色，甚至毫无作用。

与 TerryMirkil 和他的妻子Presocia 娇小纤弱，正如他[◊ 39]敦实强壮——两人都带着温柔的神情，我们经常在南锡一起度过夜晚，有时甚至是通宵，唱歌、弹钢琴（当时是Terry 弹钢琴），谈论音乐——那是他们的挚爱——以及我们生活中各种重要的事情。不是那些最重要的，确实——不是那些总是被如此小心翼翼地缄默的事情……然而这份友谊给了我很多。Terry 有一种细腻和洞察力，正是我所欠缺的，而当时我的大部分精力已经集中在数学上。他远比我更保留了那些简单而本质的事物的感知——太阳、雨、土地、风、歌唱、友谊……

在Terry 在达特茅斯学院找到了一份合心意的工作，离我经常造访的哈佛大学不远（从1950年代末开始），我们继续见面和通信。在此期间，我得知他患有抑郁症，并因此长期住在”疯人院”——这是他在唯一一封提及此事的简短来信中的措辞，那是在一次”可怕的住院”之后。我们见面时，从不谈起这件事——除了一两次非常偶然地，他回应我的惊讶：他和Presocia 没有收养孩子。我不认为我曾想过我们可以谈论问题的实质，他和我，或者仅仅是触及它——大概甚至没有想过，在我的朋友的生活中或在我自己的生活中，也许有些问题值得正视……在这些事情上存在一种禁忌，未曾言明，不可逾越。

渐渐地，见面和通信变得稀疏。诚然，我越来越成为任务和角色的囚徒，尤其是这种意志的囚徒，它变成了一种执念，一种对别的事物的逃避，在累积作品中不断超越自我——而我的家庭生活却在神秘地、无可挽回地恶化……

当有一天，我从一位同事的来信中得知Terry 在达特茅斯的同事来信，得知我的朋友自杀了（那是在他早已死去并被埋葬很久以后……），这个消息像穿过迷雾般向我传来，像是一个极其遥远世界的回声，一个我早已离开的世界，天知道是何时。一个我内心的世界，也许，它早在Terry 结束自己的生命之前就已经死去，他的生命被一种焦虑的暴力所摧毁，他没能或不愿解决这种焦虑，而我也没能或不愿去察觉……

(18) 二十年的自负——或曰不知疲倦的朋友

[◊ 40]我与Terry 的关系，我相信从未因我们在数学界地位的差异，或我因此可能产生的优越感而变质。这份友谊，以及那时生活赐予我的另外一两段友谊（并不在乎我是否「配得上」！），无疑是当时对抗隐秘自负的少数解药之一——那种自负由社会地位所滋养，更甚者，由我对自身数学力量的意识以及我自己赋予它的价值所滋养。但在我与第三位朋友的关系中，情况并非如此。这位朋友，以及后来他的妻子（他大约在我们相识于南锡时与她结识）在这些年里，每逢我们相遇——在他们家或在我家——都向我展现了温暖的情谊，充满着细腻与质朴。这份友谊中显然没有任何与地位或智力相关的杂念。然而，二十多年来，我与他们的关系始终烙印着我内心那种深刻的含混，那种我曾谈过的分裂，它标志着我作为数学家的生命。在他们面前，每一次都再次地，我无法不感受到他们情谊中的关爱并予以回应，几乎是在违抗自身意志的情况下！与此同时，二十多年来我竟完成了这样的壮举：居高临下地，从我的量之巅，以鄙夷的目光看待我的朋友。这大约早在南锡的最初几年就已启动，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成见也延伸到了他的妻子，仿佛不言自明地，他的妻子也只能和他一样「无足轻重」。在我母亲与我之间，我们习惯于只用嘲弄的绰号来称呼他，这个绰号在我母亲于 1957 年去世后很久，一定仍深深铭刻在我心中。现在看来，至少在我这种态度背后的一股力量，是我母亲那强大个性在她有生之年对我施加的影响，以及在她死后近二十年里，我仍继续浸淫于支配着她自己生命的那些价值观。我那朋友温和、亲切、毫无争斗性的天性被默认为「无足轻重」，成了嘲弄式鄙夷的对象。直到现在此刻，当我第一次费心审视这段关系时，我才发现这种面对他人温暖善意时的顽固隔绝达到了何等程度——它久久地烙印着这段关系。我的朋友Terry，并不比那位朋友更好斗或更有锋芒，却曾[◊ 41]有幸得到母亲的认可，而未成为她嘲弄的对象——我猜想，这正是我与Terry 的关系能够在我内心毫无阻力地绽放的原因。他对数学的投入并不更为热忱，他的「天赋」也并不更为突出，但我并未以此为借口，用鄙夷与自满的甲壳将自己与他及其妻子隔绝开来！

在这另一段关系中，至今仍令我费解的是，我朋友的深情厚谊竟从未因他每次重逢时必然感受到的我内心的疏离而气馁。然而，如今我清楚地知道，我并不仅仅是那副甲壳与那份鄙夷，也不只是一块大脑肌肉和由此滋生虚荣的自负。如同在他们身上一样，我内心也有一个孩子——那个我装作无视的孩子，那个被鄙夷的对象。我与他切断了联系，然而他却活在我内心的某处，健康而茁壮，如同我出生之日。朋友们——他们比我更少与自己的根切断联系——他们的情谊所向的，无疑正是那个孩子。而当「大首领」转过身去时，偷偷地、匆忙地回应那份情谊的，也一定是他。

(19) 没有爱的世界

大老板年事已高，幸好他稍稍有些松动，此后那小子便可以更加自在了。至于与这些真正有耐心的朋友的关系，我似乎确实触及了生命中一个最显著、最荒谬的案例，展示了某种自负（entre autres）在个人关系中所产生的影响。也许我仍在自欺欺人，但我确实相信，这也是唯一一个我与数学界（乃至其他领域）同事或朋友的关系被自负长久渗透的案例，而非自负仅仅偶尔、隐晦而短暂地显现。此外，在我看来，当时我在数学界所拥有的、喜欢交往的众多朋友中，没有一个我能想象他们会在与同事（无论是否为朋友）的关系中经历过类似的迷途。在所有朋友中，我或许是最不「酷」、最「书呆子」、最不善于流露一丝幽默（这直到晚年才终于有所发展）、也最容易把自己看得极其严肃的一个。甚至可以肯定，我大概也不会太喜欢与像我这样的人为伴（假设真有这样的人的话）！

[◊ 42]令人惊异的是，我的朋友们，无论是否属于「沼泽派」，都容忍我，甚至对我产生了感情。这是一件值得在此述说的重要之事——尽管我们见面几乎只是为了日复一日、长时间地讨论数学：情感在流动，如同今日仍在流动一样，在当时的朋友们（随缘而聚，有时出于偶然的亲近）与我之间，自从最初的那一刻起1949年我在南锡受到热情接待，在Laurent和HélèneSchwartz家中（我几乎算是家庭的一员），在Dieudonné家中，在Godement家中（有一段时间我也经常出入）。

这种环绕着我最初步入数学界时的亲切温情，我一度有些淡忘，却对我作为数学家的整个一生都至关重要。正是它，无疑赋予了我与那由前辈们所代表的学界之关系以同样温暖的基调。它赋予了我对这一学界的认同以全部力量，也赋予了「数学共同体」这个名称以全部意义。

显然，对于当今许多年轻数学家而言，他们在求学期间（并且往往远不止于此）被切断了与一切情感、温情的交流；看到自己的劳动映射在一位冷漠的老板眼中和他吝啬的评语里，仿佛在读一份研究工业部的通告，这扼杀了工作的激情，剥夺了它超越沉闷而不稳定的谋生手段之外的更深层意义。

但我提前了，当我谈论这种失宠——或许是所有失宠中最深刻的一种——即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数学界时，那是一个由我曾教过的学生以及我昔日朋友的学生们定调的数学界。一个这样的世界：老板常常给自己的学生分配研究课题，就像扔一根骨头给狗——要么接受，要么滚蛋！如同给囚犯分配牢房：就在那里服你的孤独刑吧！在那里，某项细致扎实的工作、多年耐心努力的果实，被那位无所不知、手握大权者以微笑的蔑视驳回：「这个工作引不起我的兴趣！」于是问题就此了结。只配进垃圾桶，不必再提……

这样的失宠，我很清楚，在我所熟知的、1950年代和1960年代我经常往来的朋友们当中，是不存在的。诚然，我在1970年得知，这在那时更像是家常便饭[◊ 43]在数学之外的科学界——即使在数学界，这显然也并不罕见，那种公开的蔑视、赤裸裸的滥用职权（且无可申诉），即便是在某些我曾有机会遇见的知名同行身上。但在那个我曾天真地当作「整个」数学界、或至少视为这个世界忠实微缩表达的朋友圈中，我从未经历过这种事。

然而，蔑视的种子想必早已在那里，由我和我的朋友们播下，并在我们的学生身上生了根。不仅在我们的学生身上，也在某些我昔日的同伴和朋友身上。但我的角色不是谴责，甚至也不是抗争：人无法与腐败抗争。在我曾爱过的某个学生身上，或某个昔日的同伴身上看到它时，我心中便一阵紧缩——我宁愿不接受痛苦带来的认知，而是常常拒绝痛苦，挣扎反抗，躲进拒绝和战斗的姿态中：这种事情不该存在！然而它确实存在——而且，我内心深处甚至知道它的意义。从多方面来说，我都并非与之无关：如果我曾爱过的某个学生或昔日同伴，乐于暗中压制另一个我所爱的、在他身上认出我的人。

我又离题了，可以说是双重离题——仿佛蔑视之风只在我居所周围吹拂似的！然而，我之所以被它触动并认识它，恰恰是因为它吹拂在我身上，尤其吹拂在我亲近和珍视的人们身上。但谈论它的时机尚未成熟，除非只是在沉默中对我自己倾诉。是时候让我重新拾起我的反思-见证（réflexion-témoignage）的线索了，它或许可以命名为「追逐蔑视」——在我自身之中和周围、在这个曾属于我的数学界里、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蔑视。

(20) 一个没有冲突的世界？

我曾想用寥寥数语谈谈”沼泽”，不过是求个心安，只想说它就在那里，但我并不涉足——就像在冥想中（以及在数学工作中）常有的情形；我们注视着的那个”无”，竟显现出丰沛的生命与奥秘，以及迄今被忽视的知识。就像另一个”无”，同样恰巧发生在南锡（显然是我新身份的摇篮！），那个想必是差生的”无”，他受到的对待可想而知……刚才我写下”这些失宠之事”在我们这里”还不存在”时（或许写得有些仓促？），便如闪电般想起了此事。姑且说这是[◊ 44]我能报告的此类唯一事件，它（必须承认）与我提到的那种”失宠”颇为相似，不必赘述具体细节。经历过它的人，无需我多费笔墨，也明白我在说什么。还有那些未曾亲历、却不会在每次面对它时急于闭上眼睛的人，也同样明白。至于其他人——无论是那些肆意轻蔑的人，还是那些只顾闭眼的人（正如我自己二十年来成功地做到的那样）——就算画一整套连环画也是白费气力……

我还需要审视这二十年间我与同事及学生之间的个人与专业关系，顺便也审视一下我所了解的最亲近的同事彼此之间、以及他们与自己的学生之间的关系。今天最令我惊讶的是，所有这些关系似乎都冲突竟然缺席了。我必须立即补充说，这在当时对我来说是完全自然而然的——几乎就像是最起码的事。冲突，在有善意、心智和精神上都成熟的人们之间等等（再说一遍，最起码的事！），本不应存在。当某处出现冲突时，我视之为一种令人遗憾的误解：只要有必要的严谨（rigueur）善意和解释清楚，它必定能在最短时间内解决，而且不留痕迹！我从小选择数学作为自己偏爱的活动，无疑是因为我感觉到，在这条道路上，这种洞见（vision）才最有可能不至于每一步都遭遇令人不安的否定。当你证明了某件事之后，毕竟；大家便达成了一致——也就是说，有善意的人们等等，自然如此。

事实证明，我的感觉是对的。这二十年在我珍爱的”数学共同体”那个”没有冲突”（？）的宁静世界中度过的历史，同时也是我内心长久停滞的历史：我堵塞耳目，除了数学（或几乎只有数学）之外一无所学——而在我的私人生活中（最初是我与母亲的关系，随后是在她去世后不久我组建的家庭里），一场无声的毁灭正在肆虐，在这多年的任何时候我都不敢正视它。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1970年的”觉醒”，我在这些文字中常提到，不仅是我作为数学家的[◊ 45]生命的转折点，也不仅是环境的彻底改变，同时也是（相差不过一年）我家庭生活的转折点。也正是在那一年，在与新朋友的接触中，我第一次冒险偶尔瞥见了自己生活中的冲突——尽管仍十分隐秘。从那一刻起，一个疑问开始在我心中萌发，并在随后的岁月里逐渐成熟：我生活中的冲突，以及我有时在他人生活中感受到的冲突，并不仅仅是一场误解，不是一块用海绵就能擦掉的”污渍”。

在我选择作为自己归属的这个环境中，冲突的（至少是相对的）缺位，如今回想起来显得相当引人注目——因为我最终了解到，冲突在有人类生活的任何地方都肆虐横行，无论是家庭还是工作场所，无论是工厂、实验室还是教授或助手的办公室。几乎就像是在1948年9月或10月，我懵然无知地抵达巴黎时，恰好落在了宇宙中唯一一个人们彼此无冲突生活的天堂般的小岛上！

在我自1970年以来所学到的一切之后，这件事突然显得真的非同寻常。它当然值得更仔细地审视——这是一个神话，还是现实？我清楚地看到那么多朋友与我之间、以及后来学生与我之间的情谊，我无需凭空编造——但在这个冲突似乎被放逐的天堂般的世界里，我几乎像是被迫去编造冲突！

诚然，在这番反思中，我确实有机会触及了两种冲突情境，每一次都揭示了我内在的态度：一件是南锡那位”差生”事件，我不知道直接当事人之间的来龙去脉。另一件是我自身的冲突情境，一种分裂，在我与”不知疲倦的朋友”的关系中——但这从未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而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通常是冲突唯一被认可的形式（forme）。值得注意的是，按这个词的传统含义，这些朋友与我之间的关系完全没有任何冲突——它从未出现过一丝阴霾。分裂在我身上，而不在他们身上。

我继续盘点。首先想到的是：Bourbaki那个群体Bourbaki！在我或多或少定期参与的那些年里，也就是直到1950年代末，这个群体对我来说体现了一种集体工作的理想，既尊重工作中[◊ 46]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也尊重每个成员的自由。我从未在Bourbaki群体的朋友中感受到一丝一毫的强制意图，无论是针对我还是任何其他人，无论是资深成员还是应邀前来试参加的访客（来看自己与群体是否「合拍」）。也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影响力斗争，无论是关于议程上某个问题的观点分歧，还是争夺对群体的支配权。群体在没有首领的情况下运作，而且据我所知，显然没有人在内心深处渴望扮演这个角色。当然，如同任何群体一样，某些成员对群体或其他成员的影响力会比另一些人大。Weil在这方面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我已经谈过。当他在场时，他有点像「游戏主导者」（14）。我记得有两次，我的敏感为此感到不快，于是我离开了——这是我所知道的仅有的「冲突」迹象。渐渐地，Serre对群体施加了与Weil相当的影响力。在我还是Bourbaki成员的时候，这并没有导致两人之间出现竞争局面，我也没有听说他们后来彼此之间产生过敌意。如今又过了二十五年的回望，我1950年代所认识的Bourbaki，作为一个围绕共同计划形成的群体，在关系质量方面始终在我看来是一个卓越成功的典范。这种群体的品质，在我看来比其产出的书籍的品质更为珍稀。遇见Bourbaki并成为其成员几年，这是我充满恩赐的生命中众多恩赐之一。如果我没有留下来，绝不是因为冲突或因为我所说的品质有所退化，而是因为更个人化的任务对我有更强烈的吸引力，我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其中。此外，这次离开既没有给我的群体关系投下阴影，也没有给我与任何成员的关系带来阴影。

我应当回顾1948年至1970年间我所卷入的、使我与某位同事或学生对立的冲突情况。唯一勉强值得一提的，是与Weil的两次短暂不和，这已经提到过。一些短暂的、非常短暂的阴影落在我与Serre的关系上，原因是我[◊ 47]的敏感——对他有时令人困惑的漫不经心态度很敏感，当谈话不再引起他的兴趣时他会突然中断，或者对我从事的某项工作、或对我坚持的某种观点（也许有点过于频繁和执着！）表达缺乏兴趣甚至厌恶。这从未发展到翻脸的程度。除了性情的差异之外，我们在数学上的亲和力特别强，他应当和我一样感到我们彼此互补。

唯一另一个与我有着相似甚至更强的亲和力联系的数学家是Deligne。对此，我想起关于Deligne于1969年进入IHES的任命问题曾引发紧张，我当时并未将其视为「冲突」（也就是说，会表现为翻脸或同事关系的转折点）。

我想我已经盘点完了——就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而言，以可见的具体表现显示出来的，在我所活动的圈子里的同事之间或同事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中，这二十二年来就这么些了，尽管这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也就是说，在我所选择的天堂里没有冲突——那么，难道就没有蔑视吗？数学中又一个矛盾？

确实，我得再仔细看看！

(21) 一个保守得很好的公开秘密

昨天我肯定遗漏了一些小插曲，比如与某些同事之间暂时的”冷淡”，这主要是由于我的敏感多疑。我还应该补充三四次我的自尊心受挫的情形，那是当一些同事兼朋友在他们的某些出版物中忘记了，我曾向他们提及的某个想法或成果想必在他们工作中发挥了作用（至少在我看来如此）。我至今还记得这些事，说明这是一个敏感点，也许随着年岁增长也并未完全消失！除了一次之外，我都克制着没有向当事人提及——他们的诚意无疑不容置疑。相反的情形肯定也发生过，只是我没有听到回响。在我的”小天地”里，我从未听说过有哪个案例是优先权问题导致了[◊ 48]交恶或敌意，甚至连当事人之间的冷言冷语也没有。不过，仅有那一次我进行了这样的讨论（在一个在我看来极其明显的案例中），我们之间发生了某种争执，这反而净化了气氛，没有留下丝毫怨恨的残余。那是一位特别出色的同事，他的能力之一便是能以惊人的速度吸收他所听到的一切，而且在我看来，他常常有一种令人不快的倾向，把刚刚从别人口中听到的想法据为己有。

这里存在一种困难，它或多或少会以某种形式出现在所有数学家（且不仅仅是他们）身上，这不仅仅归因于自我（ego）的驱动力——它促使我们大多数人（我也不例外）将”功劳”归于自己，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对一种情境（数学的或其他领域的）的理解，无论我们是以何种方式达成的，借助他人帮助与否，其本身在本质上都是一件个人化的事情，一种个人体验，其果实是一种洞见，也必然是个人的。洞见有时可以传达，但被传达的洞见已不同于最初的洞见。既然如此，就需要极大的警觉，才能在形成自己洞见的过程中分辨出他人的贡献。我自己想必也并非始终具备这种警觉，这曾是我最不关心的事，然而我却期望别人对我具备这种警觉！MikeArtin 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一天让我听到——带着那种泄露公开秘密的调侃神情——当一个人全力投入一门学问并理解其中奥妙时，想要分辨哪些是”自己的”部分、哪些是”他人的”部分，既不可能也完全徒劳。这让我有些困惑，因为这完全不符合通过榜样传授给我的行为准则，这些榜样是Cartan,Dieudonné,Schwartz 等人。然而我隐约感到，在他的话语中，同样也在他含笑的眼神里，有一种此前一直被我忽略的真理1。我与数学（尤其是数学创造）的关系深受自我（ego）的投入，而在Mike 身上却并非如此。他给人的印象确实是做数学就像孩子在玩耍，却也不耽误吃喝。

(22)Bourbaki，或我的巨大幸运——及其反面

在稍稍深入可见表面之下以前，就已经[◊ 49]有一个事实现在就已经摆在我面前：那就是我在1950和1960年代这二十年间所浸润的数学圈子，确实是一个”无冲突的世界”，简直可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相当不寻常的事情，值得我稍作停留。

我需要立刻说明，这是一个非常有限的圈子，是我数学微观宇宙的核心部分，仅限于我直接的”周边环境”——大约二十位我定期会面、关系最为紧密的同事和朋友。回顾他们时，我惊讶地发现，其中超过半数的同事都是Bourbaki的活跃成员。很明显，这个微观宇宙的核心和灵魂就是Bourbaki。这几乎就是，Bourbaki以及最接近Bourbaki的数学家们。到了1960年代，我自己已不再是该团体成员，但我与某些成员的关系仍然一如既往地紧密，尤其是与Dieudonné、Serre、Tate、Lang、Cartier。此外，我仍然是Bourbaki研讨班的常客，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正是在那时成为了常客，并且我的大部分报告（关于概型（schémas）理论）都是在这个时期做的。

大概正是在1960年代，团体内部的”基调”Bourbaki滑向了一种日益显著的精英主义，我当时无疑是其中的参与者，因此我自然不可能察觉到这一点。我至今仍记得1970年，当我发现Bourbaki这个名字在（我此前所不知的）广大数学界阶层中变得如此不得人心，或多或少成了精英主义、狭隘教条主义、崇拜”典范”形式而损害生动理解、晦涩难懂、压抑自发性的代名词，不一而足！而且，不仅仅是在”平庸大众”中Bourbaki的名声不好：在1960年代，也许更早，我就偶尔从一些思维方式不同、对「Bourbaki风格」过敏（15）。作为无条件的拥护者，我曾对此感到惊讶和些许伤心——我原以为数学能使思想和谐一致！然而我本该记得，在我初入行时，消化[◊ 50] Bourbaki的文本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或鼓舞人心，尽管它很简洁。经典文本，至少可以说，几乎无法让人感受到它写作时的氛围。我现在觉得，这正是Bourbaki文本的主要缺陷——连一丝偶然的微笑都不能让人猜测到这些文本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所写的，而且是由一些彼此之间除了对严苛的严谨准则的无条件忠诚誓言之外，还有着许多其他纽带的人所写的……

但关于滑向精英主义的问题，如同关于Bourbaki写作风格的问题一样，在此是一种离题。这里让我感触的是，我选择作为职业圈子的这个”Bourbaki微观宇宙”，是一个无冲突的世界。这一点在我看来尤为引人注目，因为这个圈子里的每个角色都具有强烈的数学个性，其中不少人都被视为”伟大的数学家”，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无疑都有足够的分量去形成自己的微观宇宙，并成为其中无可争议的中心和领袖！（16）正是这些强大的个性在同一个微观宇宙和同一个工作团体中，长达二十年之久的融洽甚至深情共处，在我看来是如此非凡，也许是独一无二的。这与昨天关于Bourbaki时已经产生的那种”非凡成就”的印象相吻合。

最终看来，我的确拥有这种非凡的运气，在我初次接触数学世界时，恰好落入了那个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得天独厚的地方，那里在几年前刚刚形成了一个品质非凡、也许就其品质而言独一无二的数学圈子。这个圈子成了我的圈子，并一直是我心中理想化”数学共同体”的化身——这样的共同体，在那个时刻（超出了对我来说体现它的那个圈子）很可能并不比数学史上任何其他时刻更真实地存在过，也许除了少数同样有限的团体（比如那个或许曾围绕Pythagore以完全不同的精神而形成的团体）。

我对这个圈子的认同感非常强烈，与我诞生于1940年代末的新的数学家身份密不可分。这是除了家庭群体之外，第一个热情接纳我、把我当作他们一员的地方。另一种性质不同的纽带是：我自己[◊ 51]对待数学的方式在这个团体的方式中、在我新圈子成员的方式中得到了确认。它与”Bourbaki式”的方式并不完全相同，但两者显然是姊妹。

此外，这个圈子对我来说应该代表了那个理想之地（或者差不多！），那个无冲突之地对它的追寻无疑曾指引我走向了数学——这门在我看来所有学科中毫无冲突迹象的科学！如果说我刚才提到了我的”非凡运气”，那么我的脑海中也很清楚，这种运气有其反面。如果说它使我得以发展能力，并在由前辈变为同侪的圈子中施展了我作为数学家的才华，那么它也同样成了一种逃避自身生活中冲突的便利手段，以及一段漫长的精神停滞。

*(23)*De Profundis

这个「布尔巴基（Bourbaki）圈子」无疑对我本人、对我的世界观以及对我对自己在世界中位置的看法产生了强烈影响。此处并非试图界定这种影响、以及它如何在我生命中展现的适当场合。我只会说，我丝毫不觉得我倾向于自负，以及对此的精英主义合理化，是因我与布尔巴基以及我融入这个「布尔巴基圈子」而激发的——至少不是在 1940 年代末和 1950 年代。这些种子早已在我心中播下，并且在任何其他环境中也都会找到发展的机会。我所讲述的「差生」事件绝非典型，恰恰相反，它并不代表那个环境中普遍存在的氛围——我重申——而仅仅反映了我自身态度的模棱两可。在布尔巴基（Bourbaki）的氛围是尊重个人的氛围，是自由的氛围——至少我的感受是如此；而且这种氛围天然地抑制和削弱任何倾向于支配或自负的态度，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

这个品质非凡的圈子已不复存在。它死了，我说不清是何时，大概没有人察觉、也没有人为它敲响丧钟，甚至在内心里也没有。我猜想，成员们必定发生了不易察觉的退化——我们都不得不「陈化」，变得陈旧。我们变成了重要人物，被倾听、有权势、令人畏惧、被人追捧。[◊ 52]火花或许仍在，但纯真已在途中失落。我们中的某人或许在死前会重新找到它，如同一次新生——但那个曾接纳我的圈子已不复存在，我指望它复活也是徒劳。一切归于常态。

而尊重或许也已在途中失落。当我们有了学生时，或许为时已晚，最好的东西已无法传递——火花尚在，但已无纯真，也无尊重，除了对「同侪」和对「自己人」。

风可以升起、吹刮、燃烧——我们躲在厚实的围墙后面，每个人，都与「自己人」一起。

一切归于常态……

(24) 我的告别——或异乡人

这篇对我数学生涯的回顾走上了一条我完全未曾预料的道路。说实话，我甚至未曾想过要写一篇回顾，只想用几行字、哪怕一两页纸，说说我今天与那个我已离开的世界之间的关系，也许还有反过来说，根据我偶尔传来的回响，我昔日的朋友们与我的关系又是如何。而我原本打算更仔细地审视我在那些紧张的数学工作年代所引入的某些想法和概念——我应当说：我有幸得以窥见并将其从全然未知的黑暗拖入半明半暗之中、有时甚至拖入最明亮的光天化日之下的那些新型对象（objet）和结构（structure）——所经历的有时奇异的变迁。这一计划如今似乎与这场已经变成的对往昔的沉思格格不入，在这场为更好地理解和接纳某个有时令人困惑的当下的努力中格格不入。诚然，那场原计划的对某个曾在我的推动下形成、却（几乎）未留下痕迹便消散了的几何学「学派」的反思，将等待一个更合适的时机。2因此眼下，我的关切是将这场关于我在数学家世界中的数学生涯的回顾进行到底，而非对一部作品及其命运作长篇大论。

在刚刚过去的五天里，我被这些反思笔记以外的其他事务占据，一个回忆带着某种[◊ 53]执拗地涌上心头。它将作为我先前停笔处的*《De Profundis》*的尾声。

事情发生在1977年底。几周前，我因「无偿收容并供养了一名非法居留的外国人」（即一名在法国居留证件不合规定的外国人）的罪名被蒙彼利埃轻罪法庭传唤。正是由于这次传唤，我才得知1945年关于外国人在法国地位的法令中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条款，该条款禁止任何法国人以任何形式援助「非法居留」的外国人。这条法律，即便在希特勒德国针对犹太人时也没有类似条文，显然从未被按其字面意义执行过。凭借一个非常奇怪的「巧合」，我有幸被选为第一个试验品，成为这一史无前例的条款首次生效的对象。

有几天我目瞪口呆，如同被瘫痪和深深的沮丧击中。突然我发现自己回到了三十五年前，那个生命——尤其是异乡人的生命——一文不值的年代……然后我做出了反应，我振作起来。在几个月里，我投入了全部精力试图动员公众舆论，首先在我的大学和蒙彼利埃，然后在国家层面。正是在这段为一个后来被证明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的事业而紧张活动的时期，发生了那个我今天可以称之为我的告别的插曲。

为了在国家层面采取行动，我写信给科学界五位特别知名的「名流」（其中包括一位数学家），向他们通报这条法律——这条法律至今在我看来仍同我被传唤那天一样难以置信。在信中，我提议采取共同行动，以表达我们对一条恶法的反对，这条恶法无异于将数十万居住在法国的外国人置于法律保护之外，并将数百万其他外国人——如同麻风病人一般——指认为民众怀疑的对象，他们因此成为嫌疑人，可能给那些不保持警惕的法国人招致最严重的麻烦。

[◊ 54]令人惊讶的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这五位”知名人士”没有一位给我回复。显然，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于是我决定趁研讨会之机前往巴黎Bourbaki 研讨会，在那里我一定能见到许多老朋友，首先是为了在我最熟悉的数学界中动员舆论。在我看来，这个圈子对外国人的处境会特别敏感，因为我的所有数学家同事，和我一样，每天都与外国同事和学生打交道，他们中几乎所有人都曾在居留证件上遇到过困难，都曾在警察局的走廊和办公室里面对过专横和常常是蔑视。Laurent Schwartz 知晓我的计划，他告诉我，在研讨会第一天的报告结束后，会让我发言，向在场的同事们说明情况。

就这样，那天我带着一大包传单放在小提箱里来到会场，准备分发给同事们。AlainLascoux 帮我在亨利·庞加莱研究所的走廊里分发，在第一场开始前和两场报告之间的”幕间休息”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自己还做了一小张传单——他是那两三位听说此事后感到不安、在我去巴黎之前就联系我表示愿意提供帮助的同事之一（17）。RogerGodement 也在其中，他甚至做了一张标题为”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在狱中？“的传单。他这么做很够意思，但我们显然不在同一个频道上：仿佛丑闻在于针对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而不是随便哪个小人物！

研讨会第一天确实人山人海Bourbaki 的会场，还有许许多多我或多或少认识的人，包括 Bourbaki 昔日的朋友和同伴Bourbaki 的同人；我想他们大多都在。还有我以前的几个学生。我已经有将近十年没见过所有这些人了，我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见到他们，即使一下子见这么多人！不过我们总有机会在更小的圈子里重逢……

然而重逢”并非那么回事”，这一点从一[◊ 55]开始就很清楚。无数只手伸出来握在一起，当然，还有无数个问题”哟，你怎么来了，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是的——但在那欢快的语调背后，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尴尬。是因为我前来的理由从根本上并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而他们是来参加一场三年一度的数学盛会，需要他们全部的关注？还是说，撇开我前来的理由，是我本人引发了这种尴尬，有点像一位还俗神父在正宗的神学院学生中所引起的尴尬？我说不上来——也许两者兼有。就我而言，我不禁注意到一些曾经熟悉甚至曾是朋友的面孔上发生的变化。可以说，它们凝固了，或者说塌陷了。我之前所熟知的灵动表情似乎消失了，仿佛从未存在过。我感到自己仿佛面对着陌生人，仿佛我和他们之间从未有过任何联系。隐隐地，我感觉到我们并不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我曾以为在我前来的这个特殊场合能够找回兄弟，而我却发现自己面对着陌生人。必须承认，他们都很有教养，我不记得有任何尖酸刻薄的评论，也没有传单被扔在地上。事实上，几乎所有分发的传单应该都被读了，毕竟人都有好奇心。

但这并不意味那项恶法受到了威胁！我有了五分钟，也许甚至十分钟，来讲述那些对我来说是兄弟、却被称作”外国人”的人的处境。那里有一个挤满了同事的阶梯教室，比我在做数学报告时还要安静。也许我为他们说话的信念已经不在了。不再像从前那样，有同情和关注的暖流了。人群中一定有人很着急，我对自己说，于是我缩短了发言，建议立即与那些关心此事的同事们碰头，更详细地商讨可以采取什么行动……

当会议宣布结束时，大家一窝蜂地涌向出口——显然，每个人都有火车或地铁即将发车，绝不能错过！不过一两分钟的空间，Hermite 阶梯教室便空无一人，堪称奇迹！我们三个人留在了空荡荡的大阶梯教室里，在[◊ 56]刺眼的灯光下。三个人，包括Alain 和我。我不认识第三个人，我敢打赌又是一个那种见不得光的外国人，身份可疑，而且偏偏还居留非法！我们没有花时间对刚刚发生在眼前的那一幕多加议论——它本身已经足够说明一切了。也许我也是唯一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的人，而我的两位朋友当时体贴地没有对此发表评论。显然，我真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

晚宴在……家中结束阿兰（Alain）和他的前妻、雅克琳（Jacqueline），一起评估情况，回顾可以采取的行动；也借此机会进一步认识彼此。那天以及之后，我都没有闲暇去把我刚刚经历的这段插曲放在过往的脉络中来审视。然而正是在那一天，我应当是不言而喻地明白了：某个我一度熟悉并热爱过的圈子、某个世界已不复存在，我曾以为能够找回的一种鲜活的热忱，早已消散——无疑是很久以前就已消散了。

但这并不妨碍那个热忱已逝的世界仍年复一年传来的回响，屡屡让我困惑、令我痛苦。我怀疑这番反思能否改变未来的什么——也许唯一的区别是，我再也不会因被如此触动而那样抗拒了……

Footnotes

  1. （9月30日）关于事情的另一个方面，然而可参见1的注释er6月（比本文晚三个月），「模棱两可（L’ambiguïté）」（no63’’），审视某种对己对人的自满所设下的陷阱。 ↩

  2. 这个「更合适的时机」比预想来得更早，而所述的反思构成了第二部分「埋葬」的内容，出自*《收获与播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