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简报：我们为何停止前进——彼得·蒂尔的停滞论与深层忧思

摘要

彼得·蒂尔在与乔丹·彼得森的对话中指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物质世界的进步已大幅放缓，唯有数字领域持续活跃。他从核武器恐惧、文化内向化、过度监管等角度分析停滞成因，并借助吉拉尔的模仿理论揭示现代社会深陷横向竞争与末日焦虑的困境，追问人类文明是否仍在真正前行。

核心概念及解读

原子世界与比特世界：蒂尔区分物理领域和数字领域的进步差异，认为计算机科学一枝独秀而传统工程学科普遍停滞

阿波罗与伍德斯托克转折：以1969年登月和音乐节为象征节点，标志社会焦点从探索外部世界转向关注内心体验

模仿理论：源自勒内·吉拉尔的思想框架，指出人类通过模仿他人欲望而产生嫉妒、竞争与暴力，是理解社会冲突的深层视角

核恐惧与风险规避：核武器的诞生让社会对两用技术产生深刻恐惧，进而抑制了对物质世界的探索与创新意愿

反牺牲：蒂尔基于吉拉尔对基督教的解读，主张基督教核心精神在于终结对他人的牺牲，而非颂扬牺牲行为本身

我们为何停止前进：彼得·蒂尔的停滞论与深层忧思

彼得·蒂尔，这位塑造了我们数字时代部分面貌的投资家与思想家，带来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诊断：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们所依赖和珍视的那种改变世界的物质进步，已经大大放缓了脚步。在与乔丹·彼得森的长谈中，蒂尔没有丝毫拐弯抹角，直接点出了他近二十年来反复思考的核心观点——我们在“原子世界”停滞了，即便“比特世界”依旧喧嚣。

停滞的证据：不再加速的现实世界

蒂尔的论证并非空穴来风。他首先区分了两种进步：持续活跃的数字领域（计算机、软件、互联网、AI）和相对沉寂的物理领域。他回忆起80年代末在斯坦福的经历，彼时计算机科学还是个“边缘”学科，而如今，曾经辉煌的物理、化学、机械工程、航空航天甚至被“禁止”的核工程，都已不再是通往成功的坦途。“唯一真正成功的STEM领域似乎只剩下计算机科学，”他观察道。

这种停滞感并非仅仅是学科选择的偏好。蒂尔指出，尽管数字技术日新月异，但衡量整体福祉的经济指标却发出警报：美国的千禧一代在经济上可能首次未能超越他们的父辈（婴儿潮一代），这指向了经济停滞乃至衰退。更直观的是物理速度的停滞：“从1500年左右开始，每个十年我们都移动得更快——帆船、铁路、汽车、飞机。但在过去50年里，我们在物理上停止了移动得更快。”同时，在诸如治愈癌症这类关乎人类根本福祉的领域，进展缓慢得令人沮丧，“癌症专家告诉我们5年内能治愈癌症——这话他们已经说了50年了。”

他承认衡量进步异常困难。如何比较AI的突破和阿尔茨海默症研究的僵局？更何况，现代社会“高度专业化”如同亚当·斯密的别针工厂放大版，每个人只精通自己的狭窄领域，使得“极难把握整体图景”。然而，蒂尔认为，当我们综合经济数据、直观感受（如旅行速度）和具体领域的进展时，一个放缓甚至停滞的画面逐渐清晰。他还提出一个颇具挑衅性的“政治直觉”：当一个观点，如“科学停滞”，被视为禁忌、一经提出就可能让你被“平台封杀”时（他以斯坦福物理学家Bob Laughlin因质疑科研现状被打压为例），这个观点本身就“值得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

文化转向：从阿波罗到伍德斯托克，从外部到内心

蒂尔认为，这种停滞并非孤立的技术或经济现象，而是伴随着深刻的文化转型。他将1969年7月的阿波罗登月（“最后一个伟大的科技项目”）和三周后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并置，视为一个象征性的分水岭。“在某种意义上，那正是科学技术进步停止的时候，嬉皮士接管了国家。”社会焦点从探索“外部空间”（Outer space）转向了探索“内部空间”（Inner space）。

瑜伽、冥想、迷幻药、电子游戏、身份政治的兴起，都被蒂尔视为这种“向内转”的体现。人们不再执着于改造外部物质世界，而是沉浸于个体体验、心理探索和虚拟互动。他甚至认为，关注内部文化和身份认同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与关注外部经济现实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是“对立的”，前者恰是这种从阿波罗到伍德斯托克的转变产物。这种文化上的内向化，与物质进步的放缓同步发生，暗示着可能的因果联系。

探寻原因：恐惧、规制与危险的技术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停滞？蒂尔坦言原因复杂，“过度决定”，但他着重指出了几个因素。自由意志主义的直觉指向“过度监管和官僚主义”，彼得森也补充了繁文缛节扼杀创新的可能性。社会可能变得“风险规避”或过于“女性化”。

但蒂尔认为，一个更核心、更具历史独特性的因素是，人们对科技（尤其是具有军事潜力的两用技术）所带来的危险产生了深刻的恐惧。核武器的诞生是关键的转折点。“你可以说，培根式的科学项目……在洛斯阿拉莫斯既达到了顶峰也走向了终结。”社会消化核武器的恐怖含义花了大约四分之一个世纪，到70年代，一种普遍的抵触情绪开始形成：我们不想再搞那些可能造出更多热核炸弹的“外部世界”项目了。人们开始寻求稳定（Stasis），害怕变革，因为“变化的世界具有这种末日维度”。环保主义的部分动机，也可以理解为对这种危险变革的恐惧，渴望回归自然。

相比之下，数字世界（比特世界）得以蓬勃发展，因为它最初被视为“极其惰性”、“安全的”，一个思想可以激烈碰撞但不会直接引发现实爆炸的地方。然而，蒂尔也警示，即使是比特世界也并非完全安全，当AI与无人机等物理武器结合时，“人工智能就回到了物理世界”，其潜在的暴力和危险也令人不安。后现代社会弥漫着一种“末日感”，担心微小的冲突都可能升级，对任何改变都充满警惕。

科学、基督教与模仿的动力

对话深入探讨了科学与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之间复杂而变动的关系。蒂尔质疑科学进步是否必然与基督教精神互补（理解上帝创造），还是在早期现代性中（如培根）被视为一种替代品（在地上建天堂，无需上帝）。他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对基督教的批评发生了反转。早期，它被指责阻碍科学；如今，在环保主义等语境下，它反而因《创世纪》中“治理这地”的教诲而被指责开启了危险的科技之路。“不变的是，基督教的上帝总是被指责。”

彼得森则强调，科学探索依赖于某些非科学的形而上学前提（世界可知、探索有益），这些前提在西方文化中根植于基督教。一旦脱离这个伦理框架，科学就可能失控。

蒂尔引入了勒内·吉拉尔的模仿理论（Mimetic Theory）来提供更深层的解释。人类是天生的模仿者（“比猿类更像猿”），这是文化传递的基础，但也导致了“欲望的模仿”——我们渴望别人渴望的东西，这必然导致嫉妒、竞争和暴力。古代社会通过宗教仪式、禁忌和等级制度来约束这种破坏性的模仿力量。基督教的革命性在于揭示了替罪羊的无辜，瓦解了这种古老的暴力控制机制。但这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模仿的力量被前所未有地释放出来。

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超越性信仰（对上帝或其他终极价值的信仰）式微之后，人们失去了“向上看”的垂直参照，转而沉迷于“向周围看”的横向比较。结果就是无休止的、不健康的“地位竞争游戏”，驱动着我们社会的许多焦虑和冲突。“当你过多地向周围看时，那不是群体的智慧，而是群体的疯狂。”蒂尔引用吉拉尔的话警告说。他对安·兰德小说中那种完全不受他人影响的“不动的推动者”式英雄嗤之以鼻，认为“那样的人不存在”，我们都深陷模仿的社会网络。

“牺牲”的辩论：反牺牲的基督教与理性的选择

这场关于模仿和超越性的讨论，最终聚焦于“牺牲”这一核心概念。彼得森认为，牺牲是个人成熟（延迟满足）和社会秩序（轮流、遵守规则）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基督教的“自愿自我牺牲”提供了一种高级的“元游戏”框架。他将自己离开大学教职视为一种必要的牺牲，以换取言论的完整性。

蒂尔则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他基于吉拉尔的解读，认为基督教的核心恰恰是“反牺牲”的。基督的牺牲是为了终结（对他人施加的）牺牲，其精神在于“拒绝牺牲他人”，而非颂扬牺牲行为本身。他甚至大胆地重解了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的故事：真正体现神圣信心的是以撒（相信上帝不会要求如此献祭），而非亚伯拉罕（准备执行命令）。在他看来，将理性的选择（如为了更好的未来而储蓄）或拒绝不合理的要求（如彼得森离开大学）称为“牺牲”，是用词不当且具有误导性。他认为彼得森的选择是明智的、理性的“反牺牲”行为，是拒绝被愚蠢规则和无效体系所绑架。

未竟的思考

彼得·蒂尔与乔丹·彼得森的这场对话，并未提供解决“进步停滞”问题的灵丹妙药。蒂尔更像一位冷静的诊断者，揭示了我们时代深层的文化症候：一个在物质创造上可能已失去动能，却在虚拟互动和内心焦虑中异常活跃的世界；一个被对自身力量的恐惧所困扰，同时又深陷于模仿性竞争泥潭的文明。他的分析迫使我们直面那个核心问题：我们真的还在前进吗？如果是，是朝着哪个方向？如果不是，那引擎的低语，是否预示着一个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方向和动力的漫长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