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诺贝尔奖的感想（2025）
一年一度的诺奖颁奖季过半，又是令国人失望的一年。作为一个打小热爱科学的人，我关注这个奖项十多次了，有那么几次挺开心的，比如钱永健、高锟、莫言、屠呦呦获奖，衷心地为他们高兴。但是其他年份，尤其是过去十年，心情越发不美丽。本文是我在当下的一些感想，其实也是我与朋友在失望之下的争吵中所达成的某种合理化解读。
我自我感觉成熟了，已经对诺奖祛魅。但出于对自己“墙头草”秉性的清醒认识，相信如果哪天中国人频繁拿奖到手软，我不会因为“物以稀为贵”而开始嫌弃，而是会重新为这个奖项赋予更伟大的意义，并对其大加赞扬。不过这些打脸的评价是留给未来的，所以在本文的标题中我需要加上2025这个年份，现在先把话撂这儿！当前的看法，也就如下这样吧。
欢乐是邻居的，我们什么也没有
2025年的颁奖还在继续，但是三项科学大奖已经名花有主。如往年一样，中国学者又一次地没能拿奖。后面还有三个奖项，想必大家兴趣不大，很多次颁发和平奖，我们感觉就像吃苍蝇一样，尤其是今年川普在颁奖季明显发力了，此时最好避其锋芒，毕竟此人惹不起，只能躲着。经济学奖，在当前形势下获奖显得有点不可思议，如果非要给，如果不颁给今日连发数文，抛出惊天理论的某日报，有点说不过去，我们姑且拭目以待吧！至于文学奖，莫言因为获得该奖，每每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也算是个高危奖项。鉴于莫言得奖后在国内舆论获得的待遇，也可以认为中国人并不稀罕这种奖项。
相对于和平、经济和文学这三大“文科奖项”，国人显然更在乎“理科奖项”。过去这几十年，中国在科技领域发展迅猛，因此每次颁奖的时候也都跃跃欲试。但是自从屠呦呦获奖，至今已经十年了，三大科学奖每一次都与我们“擦肩而过”。
与自己的郁郁不得志相比，更气人的可能还是邻居家又在张灯结彩了。今年日本学者拿了生命科学医学奖和化学奖这两项大奖，刚刚看到石破茂现场直播打电话向生医奖得主坂口志文表示祝贺，电话列表里的名单又+1，化学奖颁给了北川进。今年的两次获奖使得他们在新世纪（2001年及之后）的25年里已经获得了22次诺奖，而且全都是科学类。日本曾在世纪初定下了“50年30次获奖”的宏伟目标，当时看起来如天方夜谭，结果时间刚过半，任务完成度已经超了70%。有人会说：诺奖都是颁给几十年前的工作，日本人在最近这二十年里水平是在下滑的。这或许是真的，但是凭借当前的惯性（优良传统的积累以及业界的普遍认可），剩下的25年再拿8次看起来不太难。
当我们谈论诺奖，我们在谈论什么？
“诺奖情节”可能像“世界杯情节”一样，一直是国人心里最容易被激发的几个痛点。
这两者背后存在很多共性。我国在各种中学生的学科竞赛中斩获无数，但在顶级科学大奖上收获寥寥；我国在各种单人运动项目上成果丰硕，奥运会等舞台上摘金夺银已成家常便饭，但是在大型的球类运动中却一直在“极度狼狈”和“比较狼狈”中上下波动。因为学科竞赛和个人体育项目的随机性要弱很多，而科学前沿的探索与足球场上的局面一样，充满了未知。作为乒乓球和羽毛球的强者，我们很容易派出十拿九稳的阵容，让观众充满了掌控感。但是这种掌控感在足球场上是很难获得的，即便是顶级球队也难说自己不会被爆冷。科研的创新则更是如此，很多发明都来自于出乎预料的尝试。所以我们都希望能出很多“诺奖级成果”，但是这方面急也没用，还是放平心态。
同时，也应当认识到，虽然很难获得某种必然性的成果，但科学的进步却是有迹可循的。首先是人才的培养，然后是资源的投入。日本在2000年之前，诺奖得主也是大概十年一遇，但之后却迎来了持续25年的井喷。诺奖的滞后性也是我们需要对过去的努力保留善意的重要因素，比如即便是今年的诺奖成果，也多是三十年前做出来的，彼时恰逢日本经济繁荣期，对科技上的高投入在日后开花结果。这或许说明，“大面积”地获得诺奖是用钱砸出来的。
我还是相信，用不了很久，我们会迎来丰收季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科技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人才积累已经到了堪比“人口红利”的程度，高强度的科研资金的投入也已经持续了数十年，虽然科研的投入产出比是另一回事，但是没有理由妄自菲薄。在之前，我对这种可能性还不甚乐观，但鉴于在近年数学界逐渐有很多华人学者崭露头角，在AI领域的科技突破几乎都成了在华与在美的华人内战，我的疑虑也逐渐消解。我在这里大胆预言：在国足下一次打进世界杯之前，中国学者一定可以拿到诺奖！
诺奖真那么神吗？
诺奖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基于诺贝尔的遗嘱创立，至今一百余年。它作为最早的一批奖金丰厚的常设奖项，积累了极高的信誉度，以至于逐渐成了神一般的奖项，至少获奖者很容易在业内被碰上神坛。
那么我们要问：“诺奖真那么神吗？”
这个问题需要分两部分回答。一部分是获得诺奖的成果，一部分是颁发诺奖的这个机制。
其实第一部分没啥好回答的，在知乎上类似的问题很多，比如“牛顿与爱因斯坦谁更伟大”、“陶哲轩是不是菲尔兹奖得主中最水的”之类的问题，看着就感觉辣眼睛。以我的学术修养，自然也没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看看手机，想想里面各种复杂的元器件，能够让我在每天的各种活动中离不开它，其中有不少是诺奖得出的贡献。当然，能够让我以小几千的价格用上这些“神器”，也少不了他们的贡献。
关于颁发诺奖的机制，可以聊的要多一些。当然，这也是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分享一些历史八卦。至于什么理论，我没有什么成体系的东西,也不是为了说服谁，只是有些感想，而这些感想都来自于故事。
事实上，关注诺奖十多年之后，我逐渐感觉十月份的这个颁奖季并不是什么“学术活动”，而是一种“娱乐活动”。每到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学者像选秀类节目一样一夜走红，成为大明星。但这并不意味着，评价这些顶级学者的这个机制就一定是完美的机制，就像奥斯卡小金人不一定会垂青最好的电影一样。
诺奖的历史开始于1901年，第一位获奖者是伦琴，很多人都受益于他发现的X射线。随后几年的一些奖项也都问题不大，比如居里夫妇等人，都是伟大的学者。但这其中可能有个共性：他们大多都是基于实验做出的成果。
相传早期的诺奖更重视实验而非理论，所以爱因斯坦这样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尽管早已成为首屈一指的科学巨匠，但也是到了在“爱因斯坦奇迹年”轰动世界16年之后的1921年才拿到了早就该属于他的奖项。
1921或许也可以看作诺奖历史上的分水岭。虽然对这一次获奖，爱因斯坦的期望可能并不高（因为他只拿了奖章，奖金则依据爱因斯坦与前妻米列娃的离婚协议被后者分走），但是之后的诺奖因的颁奖偏好彻底扭转。接下来的几十年一直优先考虑理论工作——这也是杨振宁在与丘成桐关于大型对撞机的“世纪辩论”中的一个重要论据。
这种扭转可能与当时的科学发展现状有关。在1920年代，量子力学横空出世，开启了理论物理学家的黄金年代，玻尔、海森堡、狄拉克、薛定谔、德布罗意、泡利、波恩…一连串如雷贯耳的名字，甚至都不需要在盘点诺奖就已经进入我们的视野，在大学物理的课堂上，他们早已组团对我等学渣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轰炸，是与牛顿、拉格朗日、高斯等一类的“洪水猛兽”。
无论是转变之前还是转变之后，都有很多遗憾，原因或许很简单: 获奖名额太少，伟大的成果却会在某个时期层出不穷。一个遗憾是在1921年之前偏向实验的年代，特斯拉和爱迪生没能获奖，两人之间的Drama很多，这次错过也让诺奖历史上少了些段子。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两位杰出的女性学者：发现DNA双螺旋的罗萨琳德·富兰克林和通过实验证明了“宇称不守恒”的吴健雄都没能拿奖，这些都被认为世纪公案，虽然早已经过了50年保密期，但还需等到詹姆斯·沃森和杨振宁等过世后才可能揭晓。
这种遗憾不可避免，只是有些是学者们未能获得认可的遗憾，而有些人虽然没有得奖，却分毫无损于他们的历史地位，比如托尔斯泰、门捷列夫等人（不知为何这个名单里的俄国人格外多）。既然是遗憾，那只能说这是诺奖的遗憾，他们的愚蠢使得诺奖永远无法配得上这些历史级别的伟大人物。
想获得诺奖，需要的要素非常多。有人总结为“四行”：
- 你的成果行；
- 有人说你的成果行；
- 说你成果行的人很行；
- 你的身体得行。
这四条缺一不可，尤其是第四条。
诺奖通常只是一种“迟到的认可”，至于迟到多少年，则是个随机数。李政道与杨振宁的“宇称不守恒”提出仅一年，就于1957年获奖。但是与杨振宁同岁的约翰·班尼斯特·古迪纳夫（显然，我更喜欢直接用他的姓，Goodenough），则是到了2019年才拿到了诺贝尔化学奖，此时他已经97岁高龄，而他最关键的那个成就则是在近40年前的1980年做出的。这个故事中，似乎一切如获奖者的名字一样，Goodenough。好就好在，老先生足够高寿，给诺奖足够多的时间来弥补。
然而有些伟大的学者就没有为诺奖提供这种机会。比如当2000年的物理学奖颁发给了为“半导体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三位学者的时候，人们忍不住想起了集成电路的发明人之一、英特尔创始人罗伯特·诺伊斯。虽然这一次颁奖是满员的，但这个领域的影响如此甚远，对其关键贡献多颁发一两次或者早颁发十几年，想必不会有人提出质疑，可惜的是诺伊斯已经仙逝10年，而他作为“八叛徒”之首，硅谷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彼时其门生故吏已经在他曾经耕耘的地方开枝散叶，欣欣向荣。而其精神遗产也传递至今，方兴未艾。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有些人以诺奖为荣，有些人让诺奖以之为荣，也会产生诸多遗憾，令人追悔莫及。诺奖的评价制度也是在变化的，在评判的过程中，实际上是缺乏确切标准的，它依赖于诺奖委员会的集体品味。这不是诺奖的缺陷，因为好的学术研究本身就带着审美性质，那种美恰恰是能够让思想穿透时代迷雾而照亮未来的特质。
归根结底，简单粗暴地在每年选定几个幸运者获奖，充满了人类世俗的那种一厢情愿式的天真。科学是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它的发展逻辑从来都不会去适配一个机械化的评价体系。在这种背景下，过分地强调以诺奖为目标，对于一个丰富度极高的生态而言，未免有些削足适履。
回到那个问题：诺奖真那么神吗？
我想我们会有自己的答案——神怎么会犯错误呢？而诺奖的错误又何止那么一两次意外？
仅仅是游戏
在当今社会，人们总是有着强烈动机去评价一切，但这种尝试会产生很多副作用。人们会把一些预先设定的规矩或者某种评价体系当成神谕，但仔细去了解，又难免为其感到尴尬，甚至惊呼其不过是个草台班子。当然，无意冒犯诺奖的评奖体制，它只是并非绝对正确，但也算得上“很好”或者“最不糟糕”的一个评价机制了。
我们太喜欢对某事物做评价了，但很少又评价体制能像诺奖一样跨越百年依然保持权威。除了这种对前沿科学成就的评价机制之外，还有诸如“大学排名”和“教师考核”乃至“学生升学”等充斥于视野之中。这些评判成了人们很多重大决策的关键依据，而为了能够在这种评判中获得更好的位置，多少人挤破脑袋放下尊严去“孜孜以求”。
但在这种狂热中，似乎总有些不对劲的地方。正如我们有理由认为绝大多数诺奖评委拿不到诺奖，其它那些奖项、排名中，作为评委，如何去自证明其权威性？尤其是“大学排名”，仿佛各大顶级院校都不过是他们排序游戏中的棋子，被其玩弄于股掌之中。对此凭良心问候一下：搞这些排名算法的专家们，有几位够得上这些高校教授水平？
这种评价背后，充满了游戏的感觉。恐怕站在评审专家的视角，感觉更是如此。
既然是游戏，我们何必去把它神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