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来蛮石碑与元代多语佛教铭文

摘要

速来蛮石碑建于元至正八年（1348年），位于甘肃敦煌莫高窟，是为纪念寺庙主要施主及捐赠者而立的佛教纪念碑。石碑正面刻有"唵嘛呢叭𠺗吽"六字真言的六种文字版本，包括兰札体梵文、藏文、回鹘文、八思巴文、西夏文和中文，展现了元代多民族、多文化的宗教融合特征。主施主速来蛮为成吉思汗家族后裔，封西宁王，其家族于1351年又主持修复皇庆寺并立第二块石碑。两块石碑现存于敦煌研究院，是研究元代西北佛教、民族关系与书法艺术的重要实物。

内容框架与概述

本文围绕元代敦煌莫高窟的速来蛮石碑展开，系统梳理了该石碑的历史背景、发现过程、结构特征与文化意义。石碑建于1348年，主施主速来蛮为成吉思汗之弟帖木哥后裔，1329年被册封为西宁王。1898-1900年间，法国探险家博宁首次记录了这些石碑，1900-1901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莫高窟96号洞窟外发现了石碑实物。

石碑的核心特征在于其多语铭文布局。正面刻有"莫高窟"大字，下方环绕四臂观音雕像，中央以六种文字刻写藏传佛教六字真言"唵嘛呢叭𠺗吽"。这种六体合璧的布局与1345年居庸关云台的内壁铭文极为相似，体现了元代佛教碑刻的标准化模式。石碑右侧记载主要施主名单，左侧为立碑时间及僧人署名，碑底为其他捐赠者名单，多为蒙古或藏族名字。

1351年，速来蛮家族主持修复皇庆寺，并立下第二块石碑。碑文由沙州文学主管刘奇撰写，记载了速来蛮捐赠黄金、丝绸、木材等物资，以及僧人守朗负责登记捐赠者的细节。速来蛮于修复完成时去世，其子牙罕沙继任西宁王并成为主施主。这一系列宗教活动展现了元代贵族施主、僧人组织与寺庙建设三位一体的合作模式。

从文化意义来看，速来蛮石碑以六种文字刻写六字真言，不仅体现了佛教在蒙古、藏、汉、回鹘、西夏等族群中的广泛影响力，也反映了元代官方对多民族文化的包容与尊重。石碑作为宗教信仰的载体和书法艺术的结晶，为后世研究元代民族政策、宗教传播与文字演变提供了珍贵资料。

核心概念及解读

六体真言铭文：石碑以兰札体梵文、藏文、回鹘文、八思巴文、西夏文和中文六种文字刻写"唵嘛呢叭𠺗吽"，是藏传佛教最重要的六字真言，象征慈悲与智慧。这种多语合璧的布局展现了元代西北地区佛教传播的多民族、多语种特征，与居庸关云台等地的铭文形成元代佛教碑刻的标准化模式。

施主-僧人-寺庙合作模式：以速来蛮家族为代表的贵族施主通过捐赠物资、主持修复，获得宗教与社会地位的双重认可。僧人则承担组织、记录、传播的职责，形成施主—僧人—寺庙三位一体的合作模式。这种模式是元代佛教寺庙建设与维护的重要社会结构。

多元文化治理框架：石碑以多语铭文为核心，展现元代多民族共治、宗教共融的治理理念。通过官方支持、施主捐赠、僧人组织，形成了宗教、文化、政治三者互动的社会结构，体现了元代对多民族文化的包容政策。

西宁王速来蛮：速来蛮为成吉思汗之弟帖木哥后裔，1329年被册封为西宁王。他不仅是石碑的主施主，还于1351年主持修复皇庆寺，其家族在元代西北地区的佛教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速来蛮于皇庆寺修复完成时去世，其子牙罕沙继任西宁王。

莫高窟碑刻发现史：1898-1900年，法国探险家博宁首次记录了速来蛮石碑。1900-1901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莫高窟96号洞窟外发现石碑实物。斯坦因认为碑文顶部"莫高窟"指的是96号洞窟内的巨型佛像，但现今学界认为该称谓泛指莫高窟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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