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 2025-09-04

秦晖解析全球化困境及21世纪资本论核心思想

摘要

秦晖教授在本次讲座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来理解21世纪全球化面临的制度困境。他超越了传统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论，创造性地提出了A型与B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二分法。A型代表民主问责型福利政府，以瑞典等国为例，权力受限但责任重大；B型代表专制权力膨胀型体制，以中国为代表，权力集中但责任推卸。两种体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畸形互补，导致全球不平等结构复杂化。秦晖还对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进行了深入评析，指出其将增长率作为分配变化唯一主因的局限性，强调制度变革与全球化互动博弈的重要性。

内容框架与概述

秦晖首先突破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分析框架，明确区分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二元对立论争模式。他指出，当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已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正的差异不在于国有经济或福利体系的比重，而在于政治与经济体制结构的本质不同。1980年代后，世界主流国家的制度结构一度出现收敛趋势，但1990年代起差异反而加大，中国体制与西方民主福利国家的分化在拉大。

在理论构建部分，秦晖提出了A型与B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析框架。A型体制以瑞典等民主福利国家为代表，政府被视为公仆，需承担更多公共服务与福利责任，民众拥有高效问责能力，权力界限清晰。B型体制以中国为代表，政府权力高度集中，责任却被不断推卸，公共服务变为恩赐而非权利，民众难以施加实质性问责。两种体制通过全球化深度互动，资本从A流向B、商品从B流向A，形成结构互补，但加剧双方各自的系统性危机。

对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评析构成了讲座的第二个重要部分。秦晖肯定了皮凯蒂通过大量数据将经济不平等、贫富分化问题再次聚焦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贡献，但也批评了其理论局限性。秦晖指出，皮凯蒂将增长率作为分配变化的唯一主因，忽视了制度变革与市场要素的全球化互动博弈逻辑。他用南非种族隔离时代为例，解释为何中国在双顺差高增长时期出现基尼系数上升，关键在于B型体制对劳动者谈判能力的系统性压抑。

在出路探讨部分，秦晖提出了超越传统左右之争的解决方案。他认为，全球困境的破解需实现体制演化与良性互动，而非简单地回归19世纪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西方A型国家要持续高福利，需压制资本外流、加强本国福利和税基保护；中国等B型国家则需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提高民众问责和权益保障，真正让全球化红利惠及广大劳动阶层。

核心概念及解读

A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以瑞典等民主福利国家为代表的体制类型，其核心特征是权力与责任的对等。政府权力受到严格限制，但承担重大的公共服务和福利责任，民众拥有高效的问责能力。市场经济强调契约与自由，政府干预有明确边界。这种体制在全球化下面临资本外流、福利国力弱化的挑战，劳动者议价能力受损，社会内部分化加剧。

B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以中国等专制体制为代表的体制类型，其核心特征是权力膨胀与责任逃避。政府权力几乎无限，但责任可以推卸，公共服务被视为恩赐而非权利，民众问责艰难。市场经济本质上具有特权、垄断色彩，工会无权，资本以低人权成本吸引外资，经济增长高但分配严重不公平。这种体制通过低人权优势吸引资本，政府积累大量财富，但居民福利有限，权利受损。

畸形互补：指A型与B型体制在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特殊互动关系。资本从A型国家流向B型国家，商品从B型国家流向A型国家，形成表面上的结构互补。但这种互补是畸形的，因为它加剧了双方各自的系统性危机。A型国家债务累积、失业加剧，B型国家则积累大量财政但居民权益弱化。长期来看，这种互补可能积累严重风险，最终导致野蛮资本主义替代福利国家，或者体制危机共同爆发。

体制性压抑：指B型体制对劳动者谈判能力的系统性削弱。政府通过强制手段帮助企业降低劳动力成本，权利保障缺失，导致基尼系数上升、不平等加剧。这种现象与简单的市场均衡或福利再分配无关，而是深层的体制性扭曲。秦晖用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的例子说明，当制度性压抑存在时，即便经济高速增长，分配也可能趋向更加不平等。

昂纳克寓言：秦晖通过假设东德式低人权吸引资本的极端情境，强调全球化可能导致的恶性竞争。如果全球持续以B型吸引A型资本的模式发展，福利国家可能在竞争中不断被血汗工厂同化，反之专制型国家也可能因结构矛盾爆发危机。最终结果可能不是左翼担心的资本主义复辟，也不是右翼担心的社会主义胜利，而是更糟糕的新型野蛮资本主义抑或体制危机。